為現代儒學定位

2017年3月30日，浙江衢州一位學生在校園內身著傳統服飾彈奏古琴，感受中國傳統文化魅力。（東方IC/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5月18日《南方周末》）

對中國而言，晚清是一個路口，民國是一個路口。我們今天向前挺進，可以遵循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基本價值選擇，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現代新儒學的價值定位就在于，它適應了人類的現代變局。

近幾年大陸新儒學的一些朋友，尤其“新儒教”的朋友把自己的立場設定為否定“新儒學”——不僅僅是港臺新儒學。新儒學其實不止港臺，因為新儒學第一代出去的不多，第二代最有學術成就。

回應“現代”的不同方式

整個說來，現代新儒學要應對的問題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轉變之際，怎樣使儒學的言說應對這種變化？這是現代新儒學之為現代新儒學最重要的理論表征，如果喪失了這個表征，可以說是處在純粹時間概念的“現代”的儒學言說，但不等于是現代新儒學，因為你可能沒有對現代轉變的處境做出回應。

這其實有三種知識立場，第一，是反現代的新儒學，可不可以？可以。在這一點上，我并不認為一定要是為現代辯護的新儒學，我主張學術研究的無禁區。

第二種立場是反現代新儒學的“現代新儒學”，就是你那種現代新儒學不夠現代，我這個才更現代。比如大家批評的蔣慶，蔣慶的政治儒學設計顯然是現代性的，他那套言說在公羊學傳統里是找不到的，而且他要應對中國國家政體建構的結構性轉變，所以他的這種設計會有現代——西方的現代和西方的傳統兩種政體因素。

我對蔣慶儒家三院制的歸納很簡單，國體院和庶民院接近于上議院和下議院，或者參議院和眾議院，這種設計沒有什么新穎性，特殊之處在于增加了通儒院，加在一起就是三院制。這是一種政教合一的想法，因為通儒院說到底就是要在政治運作的實際權力之上提供直接正當性的政治控制機制，就是“只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