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多元文化打了半個世紀， 我不想再挑起任何辯論”

布魯姆一生打過四次筆仗。反對“新批評主義”、反對解構主義、反對女權主義、反對“哈利·波特”文學。但是，四次戰爭他都失敗了。（Greg Johnston/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和多元文化打了半個世紀， 我不想再挑起任何辯論” 專訪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

盡管討論政治可能有助我們理解和欣賞但丁、埃斯庫羅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但這有什么意義？

政治問題不會像莎士比亞那樣長存。

人類的角色早已存在，人類的性格也是。但是沒人知道如何去描寫，甚至不知道怎樣去認知人的不同個性，除了莎士比亞。

——哈羅德·布魯姆

87歲的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住在紐黑文鎮一條安靜小街邊的一棟別墅里，他已經許久不出門見人了，出門往往就是到醫院做手術。但他還給學生上課，通過Skype。他搬到一樓來住了，用扶手椅在房間里慢慢地移動。他吃了一塊餅干，喝了一口水后，顫抖的手好不容易才把茶杯放到桌子上。但是他眼睛仍然放射出睿智的光芒。

哈羅德·布魯姆，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剛剛出版了第46本著作《福斯塔夫》。這是他的“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個性叢書”的第一本。這套叢書第一批共有5本，布魯姆口授，助手協助，以每半年一本的速度寫作和出版。

早在1973年，43歲的布魯姆在美國出版了《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引起歐洲文學評論界的高度關注，“一本薄薄的書震動了所有人的神經”，一舉奠定了他西方文壇批評大家的地位。他獨樹一幟的“詩的誤讀”理論，成為很多人運用的思想譜系。布魯姆發現，后代作家總是無法避免前代經典作家的影響所帶來的焦慮，他斷言弗洛伊德所謂的俄狄浦斯情結，其實是對哈姆雷特情結的有意誤讀。

1994年他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收入了從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到貝克特的26位西方作家，這部五百多頁的厚書，其實是他為文學經典唱挽歌。因為經典書沒有人讀了。他在《西方正典》中預言，文學在經歷神權時代、貴族時代、民主時代之后，有一個混亂時代，然后重新開啟一個神權時代。

布魯姆一生打過四次筆仗。第一次是反對“新批評主義”，第二次反對解構主義，第三次是反對女權主義，第四次是反對哈利·波特文學。因為挑起一次次的論爭，他被稱為“抬杠批評家”。但是，四次戰爭他都失敗了。他現在不想跟任何人打仗。

為什么反對哈利·波特文學和斯蒂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