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雜志的評價標準到底是什么？

1964年，加菲爾德的“科學情報研究所”首次出版SCI報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續至今，深刻地影響了全球學術生態。加菲爾德本人也從中獲得了驚人的財富。（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反抗“影響因子”的時刻來臨了嗎？》）

如今世人但凡說到《自然》《科學》《柳葉刀》等雜志，必譽之為“國際頂級科學期刊”。理由只有一條——就是它們的“影響因子”高。雖然《自然》雜志多年來在“影響因子”游戲中大獲其利，如今卻多次刊登文章，號召“反叛影響因子暴政”，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機？

2017年2月25日，筆者在上海“文匯講堂”作了題為《我們不能再跪拜影響因子了！》的學術報告，不料次日就傳來“影響因子之父”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去世的消息。有朋友戲言老先生是被筆者的文章氣死的，這當然是玩笑話，有失恭敬。事實上，隨著對有關歷史事件及背景的研究逐漸深入，以及近來國際期刊江湖的風云變幻，筆者對加菲爾德的“批判性欣賞”正與日俱增。

影響因子之一統江湖

本來，辦學術雜志的目的，是幫助學者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辦普及雜志的目的，是將科學家研究的新成果以相對通俗的形式介紹給更多讀者。這就是辦雜志最原初的動機，也可以謂之“初心”吧。至于一本雜志的優劣好壞，當然是看雜志上刊登的文章本身水準高不高，讀者口碑好不好，這樣的標準，數百年來也已成天經地義。

但是這一切，從1975年開始，逐漸被顛覆了。近十年來，西方科學雜志的江湖更是進入了全新時代，辦雜志的“初心”，早已被許多雜志徹底拋棄。

為什么是1975年？因為這一年加菲爾德的私人商業公司“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開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即JCR報告）。

出版這種報告，是為了發起一項名為“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的游戲。

此前加菲爾德向世人兜售他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數據已經10年了。SCI收錄一定范圍的期刊（數量逐年增長，現今已達8856種），通過在期刊論文和論文參考文獻之間建立“引用索引”，可檢索學者的SCI論文發表數量和被引用次數。在理工領域，對學者學術水平的評判，現今主要取決于這類數據。

1964年，“科學情報研究所”（ISI）首次出版SCI報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續至今。ISI在1973、1978年相繼推出的“社會科學引用索引報告”（SSCI）和“藝術及人文科學引用索引報告”（A&HCI），完全套用了SCI的產品思路和模式。JCR報告則是SCI的衍生產品，它是基于對SCI（后來包括SSCI、A&HCI）“引用索引”數據進行整合處理后得到的結果，每年全球SCI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就在該報告中。這個排名遂成為科學界評判期刊優劣的權威指標。

影響因子游戲，徹底改變了世人對學術雜志的評價標準——現在，一份雜志的優劣，不再取決于它刊登的文章本身的水準，而是取決于它刊登的文章被別人引用的次數。

四十多年影響因子游戲玩下來，許多雜志已經主動或被迫忘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