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借中外合作辦學彎道超車 “校中院”數量攀升

（視覺中國/圖）

“54萬人出國留學，較2012年增長14.49萬人，增幅為36.26%。其中有七成攻讀本科以上學歷……”這一組數據來自于教育部2017年的一份報告。

從數字來看，近年來國內的出國留學，一如七八月份的高溫天氣，熱度總是散不開。與此同時，號稱“不出國的留學”——中外合作辦學，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眼球。

其中，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大學最受矚目。而相對而言，數量更多的“校中院”關注者則寥寥。

“校中院”，即不具有法人資格的中外辦學機構，從性質上來說，它們是高校中的下屬學院，辦學主體是所在高校。

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截至2017年6月，經教育部批準的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數量近90所，而這一數字在2016年7月是66所。其中，除了10所具有法人資格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其余均是高校的“校中院”。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會理事長、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輝認為，越來越多的高校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視為“香餑餑”，主要原因在于各個高校受國際化發展戰略所驅動。各個高校制定了“十三五”規劃，又力爭“雙一流”高校建設，那么，辦中外合作機構和項目就成了高校彎道超車、提升自己的一個通道。

“校中院”數量激增

“校中院”辦學的興起，根源在于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趨勢的不可逆。

追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的國家教委出臺《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開啟中外合作辦學的序幕。但中外合作辦學規模的擴張，則是在2003年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發布之后，尤其是2010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了，中國教育要國際化，真正把“教育國際化”寫進了政府規劃綱要中。自此，中外合作辦學才如雨后春筍。

據了解，目前本科和本科以上的“校中院”，有超過一半是在2010年之后審批通過的。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多分布在國內沿海地區。合作對象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德國、俄羅斯等等國家的高校。專業方面，以工科、管理學專業居多。

開設“校中院”的本科高校分布各個層級，錄取分數線普遍不低。

尤其是由知名高校舉辦的機構，如上海交通大學密西根學院、浙江大學愛丁堡大學聯合學院等，都要求考生的分數至少要在一本線上。而大多二本院校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錄取分數或與本校持平，或略低于本校。

據林金輝觀察，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錄取分數線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例如，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的中法學院在北京的文科錄取線634分，理科錄取線662分。其中，文科錄取分數線排名與2014年持平，而理科錄取分數線排名則上升2000名。

除了分數，學費普遍較高也是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共通點。

據了解，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每學年學費從幾萬到十幾萬不等。例如浙江大學設立的浙江大學愛丁堡大學聯合學院、浙江大學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校區聯合學院，學費就高達每學年12萬元。

幾位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招生負責人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外合作辦學的學生培養成本高。高校要引入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包括培養方案、課程體系、教學資源、質量標準和保障體系，特別是高質量的師資等等，這方面的花費較大。許多地方和高校對中外合作辦學的補貼不到位，其運作難免主要以學費收入為主。因此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學費普遍較高。

文憑方面，近年來批準的多數機構以中方發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外方發學位證書的模式為主。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吸引了不少準備出國讀碩博，但本科階段想留在國內的學子。這些畢業生也多半選擇了畢業后出國留學。例如上海交通大學密西根學院，據介紹就有80%的畢業生出國深造。

上海財經大學招辦主任黃勇認為，中外合作辦學的優勢之一，在于這類機構能夠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讓學生提前適應英語學習的氛圍，為今后出國留學打下基礎。

除了打下語言基礎，從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畢業的學生，到合作學校深造也會相對便捷。例如中國人民大學中法學院招生辦就介紹，在本科四年后，其學生將獲得中法兩國名校學士學位，并于第五年優先進入法方合作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有高校欲借此“彎道超車”

2017年初，各大高校拿出了各自的“十三五”規劃。

“服務對外開放戰略，推進中外合辦學院的建設”被寫入廈門大學的“十三五”規劃中，廈門大學還提到，“要實施國際化戰略，把開放辦學作為創建一流大學的必由之路”；中國政法大學也提出，要升華國際化辦學水準，開設2-3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

多所高校把中外合作辦學寫入發展規劃。林金輝認為，從各個高校制定的“十三五”規劃來看，在“雙一流”高校建設、國際化戰略的驅動之下，辦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成了高校彎道超車、提升自己的一個通道。

但高校要憑借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提高辦學水平，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面對，例如師資問題。

林金輝指出，當前有一些中外合作辦學者由于短期經濟利益的驅動，壓縮師資引進和培養成本，引進師資數量和質量存在“缺斤短兩”；一些外方合作院校師資安排捉襟見肘，“飛行教學”所占比例屢破紅線；降低門檻、臨時招聘、濫竽充數的現象時有發生。

此外，也有學者指出，中外合作辦學的本質是引入國外教育資源，從而輻射校內乃至全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升整體辦學質量。但目前的中外合作辦學仍有一些機制阻礙，令其不能發揮自身應有的作用。

為此，教育部正在加快修訂《中外合作辦學條例》（2003年頒布）及其實施辦法。修訂工作預計將于2017年底完成。

從2016年2月出臺的《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看來，新辦學條例將有一些新風向，包括《意見》提出的，中外合作辦學要“完善準入機制、強化退出機制。”

林金輝提出，此前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對中外合作辦學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未來仍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作出重要貢獻。但是，其中某些條款與新時期中外合作辦學的新實踐有所不適應，存在調整乏力或缺失的現象，需要修訂和完善。例如，對中外合作辦學“退出”的口子規定得很窄，退出機制難以建立。這令一些辦學水平較低、辦學意愿不強的機構和項目無法“退場”。

林金輝透露，當前，修訂工作有序進行，條例實施辦法修訂的初稿已經完成，下一步將進入廣泛征求意見階段。

負責牽頭本次修訂工作的教育部國際司相關負責人曾公開表示，本次修法要體現加強中外合作辦學黨建工作；要不忘初心，強化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強化改革創新；要堅持依法行政，明確標準，從嚴審批，信息公開，推進“放管服”改革；要推動中外合作辦學模式的改革創新；要堅持問題導向。

林金輝相信，修訂后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對中外合作辦學的影響將積極而深遠。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