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具有反貧困的功能” ——高等教育助學扶貧的西北樣本

滿地瓜果豐收在望，李生及其父親李紅善卻高興不起來。

“今年西瓜收購價格每斤三四毛錢，只有往年價格的一半多點。”20歲的李生正在蘭州大學讀書，他的學費及全家一年的花銷都寄托在12畝瓜田上。

滿地瓜果豐收在望，李生及其父親李紅善卻高興不起來。

“俗樸風醇，人民勤勞”，李生的家鄉民勤縣因此得名，卻無奈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越來越明顯，土地荒漠化、降雨稀少而變化不居而導致民勤縣成為國家級貧困縣。

“讀書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從“鎳都”金昌驅車三小時，穿越茫茫戈壁灘，一眼望見金燦燦的向日葵和瓜地，便進入李生的家鄉——甘肅省民勤縣禮智村。

這是典型的西部村落。一排排泥胚夯制而成的房子，幾棵枝葉稀疏的白楊樹，一輛輛摩托車駛過卷起漫天黃沙。李生自家的老房子已屬危房，墻體已經裂縫脫落，很可能垮塌在下一場暴風或大雨中，他們只好“借住”叔叔家搬遷后留下的老房子。

李生父子暫時借住叔叔家的房子。

“我們家收入主要靠賣瓜。”窘迫的生活讓李生養成精打細算的習慣，“每畝瓜田收入六七百元，12畝也就五六千元的樣子。”

這基本上就是李生一家一年的主要收入。

李生的父親李紅善已67歲，憨厚、勤勞、開朗善談，意識到種瓜受雨水和市場波動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較大，他還養了十幾只“旱澇保收”的羊。

種瓜受雨水和市場波動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較大，李紅善老人還養了十幾只“旱澇保收”的羊。

當前，西部農村義務教育雖然已取得良好的成果，但如果初中高中畢業后,沒有考上大學,那么大多數的農村子女會選擇技校高職之類的技能性教育后直接走向社會,早日出去打工賺錢養家,而歲數大的人會一直留守在農村。

表面上，西北地區家庭的收入主要來自勤勞與精明，似乎與所受教育程度關系不大。2016年4 月，西北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柳建平組織學生對甘肅14個貧困村進行入戶調查卻發現，農戶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收益率為5.4%，即農戶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農戶的收益率平均增加 5.4%。

無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對農戶收入增加有著較為顯著的影響，但貧困農村家庭仍然難以承擔相應的教育費用。如此，貧困便在代際傳承循環著。

李生回到已經荒廢的小學校園。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對農戶收入增加有著較為顯著的影響，但貧困農村家庭已無力承擔高額的教育費用。

堅毅、內忍、吃苦耐勞，幾乎是西部貧困地區民眾普遍的精神生活狀態。不過，李紅善老人并不像多數西部農民那樣宿命，“我一個字也不認識，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把碎娃兒（李生）培養成人才。”

八歲那年，李生的母親因病不幸離世，留下三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大姐不得不中途輟學，只有李生和哥哥因為是男娃而繼續讀書。

“讀書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李生說，他們從小就被老師耳提面命的灌輸培根的名言“知識改變命運”。僅李生所在的禮智村僅19戶人家，與之同齡的6個小伙伴就有5人考上大學。

教育具有反貧困的功能。早在1997年，中國學者林乘東就提出“教育扶貧論”。大力發展西部高等教育、加快提高西部人口素質，正是加快發展西部經濟建設、提高收入水平、減少貧困的有效路徑之一。

最近，一項西部校園調查顯示，受訪的2800名貧困大學生中有2548人來自“老、少、邊、山、窮”地區，占整個調查對象的91％。此外，父母缺乏勞動技能、父母一方傷殘或者死亡、家庭成員患慢性頑疾或者癌癥等家庭原因也占有一定比例。

尤為不幸的是，大學生李生的窘境既有區域性原因，又遭遇家庭的變故。

“有形組織背后，無形力量的支持”

2016年夏天，鎮上的郵寄員送來李生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這個家庭頓時陷入悲喜之中。

“父親很高興，但又為高昂的學費很憂愁。”李生記得，他的父親李紅善老人時常在半夜里從炕上爬起來，抽上一根煙之后又悄悄睡下。

入學后，學校老師和輔導員了解到李生的家庭狀況后，給他指點迷津說,“你去申請企業助學金試試？”

讓他喜出望外的是，如實填寫一張申請表后，李生幸運地得到了“豐田助學基金”，每年4000元。由此，他的學費得以解決。

得到“豐田助學基金”后，李生的處境從“特別困難的學生”改善到“一般困難的學生”，每頓飯基本能保障“兩個素菜和一份主食，甚至每個月還能吃上一兩次葷菜”。

“在老家的話,夏天自己家里還能吃自己種的菜,但冬天基本上就是白菜土豆之類的,一點也不覺得苦。年輕時多吃點苦,多經歷一些,對于以后的成長很有幫助”。 李生說。

每天李生與父親的午餐很簡單，西部地區傳統的面條。

去蘭州求學后，一步步從村、縣、市一步步走出來的李生并沒有單純地追求考試成績，更不甘愿生活于自己的狹隘圈子內。

“當然有的同學經濟狀況好,但也沒覺得就羨慕或自卑。雖然他們可能會彈鋼琴會做其他的,但我也做很多他們不會做的事情,掌握他們并不會的技能和知識,所以大家都是一樣的”。李生的成熟令人刮目相看。

他的父親李紅善一直希望，兒子能夠成長為一個“正直、踏實、樸實、上進”的人 。

“等學業能夠騰出時間后,我希望能多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比如到學校所在地附近的農民工學校教書，到敬老院做義工等。”李生說，因為自己是得到社會的關愛而成長到今天，在這個過程中，能力和思想得到不斷提高。

李生說，他將會銘記住這份愛，用它來溫暖和幫助其他人，并在這個過程中收獲快樂。

社會理論背后的良心與責任

2004年3月，日本著名比較經濟學家青木昌彥教授在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日本一家汽車企業想在中國做公益事業，我們能做些什么?

這家企業正是豐田。

隨即，青木教授和豐田的代表應邀到京，受到吳敬璉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陳清泰副主任的接見。當時，國家雖然有著眼于解決貧困家庭大學生的入學困難的助學貸款政策，但由于剛起步,體制還不完善,所以存在兩難困境：

仍有相當比例的貧困大學生因難以支付學費而不能順利接受高等教育。同時，助學貸款也無法良性循環，影響著各方之間的信用關系，甚至頻繁引發停貸風波。

“社會助學基金對國家助學金是一個補充，國外有很成熟的經驗，可以用基金運作的方式，讓大學生安心讀書。東部經濟發達、名校多，得到社會捐助的機會也多，我們應該與中西部高校合作。‘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兩位經濟學泰斗熱議著。

由此,這項由企業捐贈建立起來的助學機制便形成起來,而且至今持續11年,預計到2023年最后一批學生畢業，累計投入將達到8730萬元,幫助2980名學生實現他們的大學夢。除了直接性的捐贈之外，還有眾多社會外部人士給予的支持也是非常大的，這些是沒辦法換算成金錢。

一份對當時社會助學和獎學體系的調研報告顯示：清華大學有100多種獎學金，獎學金最高額度為每年8000元，東部富裕地區的浙江大學也有60多種獎學金。相形之下，云南師范大學的獎學金只有10多項，而西北第二民族學院的獎學金種類則不足10項。

“豐田助學基金”瞄準西部貧困地區，而大學生李生正是該項目的受益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