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法國大革命”

1793年1月21日，國民議會經過審判以叛國罪處死國王路易十六。（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8月10日《南方周末》）

多伊爾給法國大革命的定位是：法國大革命更像是對可能發生的事情的警示，而不是對必然到來的事情的藥方。

近三十年前，在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際，一種被稱為“修正主義”的對法國大革命新的理解與解釋，在西方學術界占據了主導地位，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就是弗朗索瓦·富勒的《思考法國大革命》（北京三聯，2005）。我現在推薦的《法國大革命》，是英國人威廉·多伊爾寫的，2017年3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屬于“牛津通識讀本”中的一本，所以篇幅很小，通俗易懂；不但關于法國大革命的前前后后都做了詳細記述，特別是人物關系與時間地點，很細致，很具體，而且幾乎完全吸收了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所謂“修正主義”的新觀念。

我用兩天時間讀完了全書，做了詳細的讀書筆記，收益很大，特別是對照富勒的書，感受到重新認識法國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等于在重新思考1796年巴貝夫密謀領導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共產主義革命”的嘗試，還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因為所謂的法國大革命的“修正主義”史學觀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把法國大革命所開創的“民主文化”（由此而有了以后的一系列概念史研究）與革命者實際上的行動方式區分開來，分別加以論述，然后再讓讀者自己去思考觀念與行為之間的關系。

當然，有人會說，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整體，要么否定，要么接受；接受就是接受大革命的一切，包括血腥與恐怖在內，因為暴力與恐怖，就是大革命的集體力量的體現，不如此，也就無所謂大革命。而對于那些想從整體上否定法國大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