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操持中國海關的那些年

清末海關第二任總稅務司赫德對清廷的態度是謙恭的，這不僅是性格使然，也因為他同情中國，認為軍事占領無法讓英法與中國建立起健康互利的關系。（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那些年，英國人操持中國海關 劍橋大學史學家方德萬談<潮來潮去>》）

金錢很重要，如果想理解國家權力，我們必須把該國金錢的流向置于政治語境中。

“這已是我們的過去。企圖抓回它是徒勞的，所有理智上的努力都是枉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拿來普魯斯特小說《追憶似水年華》里的一段話，當做自己學術著作的題記。

2017年7月出版中譯本的《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里，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方德萬打撈出外國人管理中國海關的百年歷史。

近代中國海關建設燈塔、設置航標、管理港口；資助外交使臣出訪，促進中國參與博覽會和世界會議組織；收集氣象資料，用于天氣預報；督辦同文館，培養外交人員；干涉中國的內外債和外交事務。1911年之后，海關稅收有二十年時間占據政府總稅收的1/3到1/2。海關名為海關，實際上它的運作深入中國腹地，甚至波及烏魯木齊和喜馬拉雅山脈。

今天，這一切聽上去像天方夜譚。

鴉片戰爭造成了廣州作為貿易港的衰落，海上貿易向上海遷移。1853年，福建、廣東失業水手組成的“小刀會”占領了上海，趕跑清朝海關官員，秩序蕩然無存，貿易停滯。次年，英法美各派出一名代表，進入江海關，幫辦關稅。這期間，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頂住了把上海變為貿易自由港的呼聲，“當一方政府遭受災難和不幸困擾而無力行使其權力時，這遠遠不能成為另一方政府趁火打劫以忽視對方權力的理由”。他主張在江海關重建中與清朝官員合作。繼而，英國外交大臣克拉倫登裁定治外法權不適用于江海關。清廷方面，恭親王奕訢看到稅收的成倍增長，決定把江海關的模式推廣到全國。

自此，由洋人任總稅務司和主要職務的中國海關經歷了近現代史上大大小小的激流險灘。方德萬以海關歷任總稅務司為線索，展開他的敘述。

第一任總稅務司李泰國出身寒微，對清廷官員卻極不恭敬。他認為“中國政府是一根腐爛的葦草，無法依靠”，他要求清王朝“最高級官員”的地位，享受一座親王級別的府邸，出門坐轎子。李泰國在充當掮客為清廷購置阿思本艦隊時，提出由自己充當這支艦隊與清朝政府之間唯一的管道，把海關稅收的一部分存至外國銀行，作為艦隊的保障金——這已沖破了恭親王的底線。

李泰國的繼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