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靠什么消除貧困？

2012年8月22日，塞拉利昂弗里敦，貧民窟的一名兒童站在瓢潑大雨中。（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很大程度上來自技術的變革，技術的變革要求人們必須要有一些才干和表現，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不可能享受到其帶來的福利。

現在有一些新的行業，我們希望在這些新的行業里找到工作，那就需要有新的本領，因為很多人沒有這個本領，于是就會帶來不平等的現象。”

“首先我們要知道貧困不是一種行為，有些人貧困并不是因為他懶惰，也并不因為他自己無為，大部分的貧困是來自結構性的原因。”布里斯托大學David Gordon教授在發言前，首先對英國在過去造成了很多殖民國家而道歉。他演講的主題是，能否在2030年之前消除全球兒童赤貧現象以及減半多維貧困兒童數量。多維貧困是一個綜合性指標，用以反映個體、家庭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不同維度上的貧困程度。

2017年8月19日，在廣州舉行的“發展與貧困：中國和世界經驗”國際會議上，圍繞貧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對全球化時代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進行論述，既包含發展中國家不同的道路探索，也有對發達國家貧困狀況的分析，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對全球化甚至國際關系帶來的不確定性。

討論結構性原因是其中一個重要著眼點，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闡釋貫穿始終。

全球化加劇了不平等

自20世紀80、90年代，全球化逐漸引起世界各國重視以來，經濟全球化便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但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認為，總體來看，在長達數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社會上大部分人沒有得到他們應當享有的財富，他們也得到了財富，也是在增加，但是資本是大頭，勞動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社會群體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

北京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副主席Mehri Madarshahi教授引用墨西哥的案例來說明貧窮地方的個體在全球化貿易中的遭遇：“小型的玉米種植的農民1990年的收入減少了一半，但是大型的玉米種植商就可以賺得盆滿缽滿”。

不只是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也有許多人將社會產生的不平等現象歸結為全球化。鄭永年做了一個對比，上世紀90年代，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學費是1萬美元，當時熟練的制造業工人的年工資為3萬到4萬，但現在學費漲到5萬的情況下，制造業熟練工人的年工資則為6萬到7萬，變化頗大。馬里蘭大學Douglas Besharov教授提供了一個數據，當西方勞動階層面對東方國家勞動者的直接競爭后，工廠工人的收入比之前降低了40%。

全球化競爭不僅造成了國家之間進出口貿易的變化，還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鄭永年將這種影響歸納為“社會差異、社會分化、中產階級的困境”，而這些又進一步成為世界上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根源。表現為經濟民族主義、泛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等，給今天的國際關系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Hans d'Orville教授進一步指出，收入差距可能引起國家內部的不和平，導致不滿情緒，甚至沖突。

但如果把矛頭都指向全球化，也難免有失偏頗。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