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舞臺上最后的成思危

他在16歲時，背著“反共”的父親，瞞著母親，從香港投奔大陸，這一去，就是57年；
“文革”中，他因為“出身官僚資產階級”，被安排去燒鍋爐，又因周恩來總理的一句話，才最終摘掉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
從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輝煌的11年，從化工部副部長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有政治上“成熟”的一面，比如說“識大體，顧大局”，但也有學者執拗的一面，偶爾放句話，滬深股指就會跳一跳；
他是成思危，剛剛退休的民建中央主席，一個人生寫滿傳奇、歷盡世事滄桑的學者、書生、國家領導人，一個注定讓人難以忘懷的參政黨領袖。





覺慧，我們可能不懂的那個大時代
1951年10月的一天，16歲的成思危，背著“反共”的父親，瞞了一無所知的母親，聽從共青團地下組織的命令，獨自離開香港，攜一只簡單的行囊，越過羅湖，“投共”到大陸。


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憊。

見到他的剎那，我不得不驚訝于歲月在他的臉上留下的痕跡。顯然，眼前的成思危比電視上的成思危蒼老些。

握手過后，他請我和同事們入座。我禮節性地寒暄著，心里想的卻是，這就是57年前那個偷偷“投共”的理想少年么？

1951年10月的一天，16歲的成思危，背著“反共”的父親，瞞著母親，聽從共青團地下組織的命令，獨自離開香港，攜一只簡單的行囊，越過羅湖，“投共”到大陸。當時就職于《南方日報》的二姐，接應了他。從此，他開始了漫長的以社會主義為背景的新生活。

時隔半個世紀，成思危說起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態度從容，語氣平緩，而在彼時的成家，他的出走，對他的父親成舍我、母親蕭宗讓而言，絕對不似今日這般云淡風輕。

三年前，成思危的妹妹成露茜和成嘉玲接受臺灣《聯合報》采訪時，披露了當年的那段往事。一天，就讀于進步學校深受左翼作家影響、在香港秘密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成思危，跟母親說，他要返回大陸。他母親很不贊成，希望成舍我能阻止成思危。成舍我問了兒子一堆問題后，出來說：他已經想清楚了，讓他去吧，他自己負責。成思危的母親喊：他才16歲，要他怎么負責？

成嘉玲說，她母親很慘，從此沒有見過她哥哥。“文革”期間，她母親寫了幾百封信詢問成思危的下落。她認為，她母親五十幾歲就過世，跟想念她哥哥有關。

一個16歲的少年為什么要走一條政治上與父 親完全相反的道路？為什么舍得離開自己的母親偷偷遠行？

這個問題，很多記者采訪時問過他。將近兩年前，鳳凰衛視的吳小莉問了他，卸任前專訪他的我，還是問了他。

他認為我驚訝于他少年時的選擇，是因為我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你們青年，不容易懂得那個大時代。”他說，那個時代是中國大轉折的時代，不單他，當時的香港，有很多的年輕人，都對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充滿希望。離開家庭，擁抱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在當時的香港是一種潮流。

成露茜在臺灣接受《聯合報》采訪時，還透露了一個細節：當年，她和她母親前往參加成思危的中學畢業典禮。典禮開始唱國歌。她跟媽媽開口就唱：“三民主義—”哪知其他人都唱：“起來，不愿作奴隸的人們—”聽到今天已是我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她們母女才知道，成思危就讀的學校原是個親共中學。

年逾古稀的成思?；貞浲?，跟我講述少年的他為何瞞騙父母別離香港時，我記住了兩個詞，一個是報國，一個是沖動。

他說，和諸多別離香港的青年學生一樣，他是心懷報國的思想來到內地的。

報國，是成思危那個時代的知識青年血液中最為沸騰的情懷。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風聲鶴唳的北平，面對虎視眈眈的日軍，父親以“天下大任舍我其誰”的氣概，給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成思危是成家五個孩子中的唯一男孩，出生于大家庭曾留學法國的母親蕭宗讓，從小便教他四書五經。香港淪陷后，隨辦報辦學的父親在日軍欺凌下四處飄零的成思危，早早感受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況味。

當然，沖動也是少年成思危的特質。“16歲，你想想”，成思危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