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逼婚”，都放過哪些大招？

1月15日，泰國曼谷，一位新娘步入飯店宴會廳。（新華社/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韓國首爾舉辦的一場經濟論壇上說，中國、日本、韓國和泰國等亞洲重要經濟體的人口老齡結構使當地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她敦促相關國家通過改變人口結構、增加女性勞動力等舉措，刺激經濟增長。

據了解，亞洲人口老齡化速度驚人。預計日本將成為亞洲首個“超高齡”國家，而到2030年，五分之一的韓國人將跨入65歲。

巧合的是，日前一則日本考慮征收“單身稅”的新聞也引發不少關注。據記者了解，盡管開征“單身稅”八字還沒一撇，但實際上，日本早就存在減免已婚人士稅負的舉措，即便沒有明文規定的“單身稅”，變相收稅以鼓勵婚育的政策也早就存在。

除稅收政策外，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也為“逼婚”操碎了心。

政府當“月老”

新加坡，行人穿過街道。（新華社/圖）

在鼓勵“脫單”方面，新加坡和日本政府均想方設法為單身男女牽線搭橋。

實際上，晚婚并非新加坡社會的新問題。早在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就開始出現“剩女現象”。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嫁給同等學歷的男性。為解決高學歷女性的未婚問題，時任總理李光耀推動設立了社交發展署，并親自指派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醫生范官嬌來主持工作。

社交發展署于1984年1月成立，通過組織各種形式活動，為大學畢業生創造聯誼機會。1985年，新加坡政府還成立社會發展服務部作為前者的補充，為更多非大學畢業的年輕男女創造聯誼機會。2009年，上述兩家機構合并為社會發展網絡。

如今，社會發展網絡不僅積極通過網絡系統宣介各種相親和聯誼活動，還主辦了一本專門教年輕人如何打扮、如何為約會做準備的雜志《二重奏》。今年2月至3月，社會發展網絡主辦了一次大型主題聯誼活動，為新加坡單身男女舉辦興趣小組和派對等200多場活動。

日本各地政府也想盡辦法撮合單身人士結婚。除民間各種婚姻中介機構以外，2015年，日本政府首次將“結婚支援”作為重點工作措施列入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將以往的少子化對策重點從育兒援助轉向“結婚支援”。日本各地方政府也成立“結婚支援中心”和“年輕人交流信息網站”等平臺，同民間機構一起搭建鵲橋。

生娃給重獎

韓國京畿道楊坪郡向一戶生育7孩的家庭頒發最高生育獎勵金2000萬韓元（約合11.58萬人民幣）。（新華社/圖）

近年來，韓國生育率不斷下降。面對嚴峻的人口危機，韓國政府從2006年起開始制定解決生育率低的五年計劃。

有韓國媒體統計，十多年來，韓國政府在應對人口危機上投入近126萬億韓元（約合7245億元人民幣），將主要財政預算投在了保育教育費、減少新婚夫妻住宅負擔、削減大學學費和改善育兒產假制度等方面。然而，如此大規模的金額投入收效并不明顯。

由于韓國農村地區人口急劇減少、勞動力嚴重不足，韓國各地政府為鼓勵民眾生育展開獎勵金大戰，不惜重金求子。

據了解，韓國農村地區獎金最高的是京畿道楊坪郡，生二胎獎勵300萬韓元（1.7萬元人民幣），三胎500萬韓元（2.9萬元人民幣），四胎700萬韓元（4萬元人民幣），五胎1000萬韓元（5.8萬元人民幣），六胎2000萬韓元（11.5萬元人民幣）。一些韓國媒體甚至稱，現在不少韓國夫婦會根據各地獎勵金額來判斷去哪生娃。

韓國政府在機場舉辦“多生孩子”的快閃活動，呼吁民眾積極生育。（新華社/圖）

此外，楊坪郡為鼓勵生育還出臺多種優惠政策，如對多子女家庭實行停車費半價優惠、醫療費減免、補習班和美容室優惠等，因其表現突出，還曾獲得韓國總統表彰。

日本政府在鼓勵育兒方面也出臺了生育補貼、兒童補貼和低收入家庭學生就學援助等政策，但在國家財政吃緊的情況下，這些政策似乎有些杯水車薪。

為鼓勵民眾生育，新加坡政府多年來采取了減稅、發放嬰兒花紅（獎金）、為兒童發展戶頭存錢、醫療費用減免、延長女性有薪產假并為父親提供法定有薪陪產假等多項措施。2015年新加坡建國50周年之際，新加坡政府給當年生育的夫婦發放了兩萬份“金禧寶寶禮盒”。

新加坡領導人也常在多個場合談及生育問題。在2017年新年獻詞中，總理李顯龍表示政府正盡全力幫助年輕夫婦撫育孩子，包括增加學前教育和托兒服務名額、設立更多新加坡人負擔得起的幼兒園，以及縮短新組屋等候時間等。

李顯龍當時說：“我希望新的一年會迎來更多新生寶寶，聽到更多雞寶寶響亮的啼哭聲，為新加坡這個大家庭增添更多歡樂！”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