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催生奇跡 重走浙大西遷路

八十年前，為避戰火，浙江大學走上一條漫長的“文軍西征”路。

竺可楨同意出任浙大校長時曾向陳布雷表示，他的任期至多一年。沒想到，他的浙大校長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間，他和這所大學將有10年處于西遷的流亡路上，這10年里，有王淦昌校園放羊，有李政道茶館苦讀。同樣沒想到的是，篳路藍縷的流亡辦學，竟使竺可楨接手時的二流地方大學，化蛹為蝶地躋身于一流大學行列。

（梁淑怡/圖）

天目山中，格物致知

入秋后的杭州終于變得涼爽了。清晨五點半，就任浙江大學校長一年多的竺可楨在女兒的咳嗽聲中醒來。剛過七點，他就和幾名部下一道，坐學校的公車趕往郊外。途中，他買了一份《東南日報》。報上的一條消息使他神情凝重。消息說：昨天，九十多架日軍飛機空襲南京，下關電廠、中央廣播電臺等重要單位均被炸毀。

這是1937年9月26日，星期天。兩個月前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全面侵華，大片國土淪陷。與杭州近在咫尺的上海，此時中日雙方投入了超過100萬的軍隊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惡戰。

如果不是戰爭，初秋的杭州是一年里最美好的季節，就像白居易懷念的那樣：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

竺可楨一行要去的也是山寺。不過，他不是去尋桂子，也沒心思看潮頭。他要為岌岌可危的浙大尋找一個安全的辦學地點。戰爭迫近，時局動蕩，偌大的杭州，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他領導的浙江大學，必須向西部遷移。但到底遷往何方，又將遷移多久，竺可楨也沒底。在天崩地坼的大動亂與大變局面前，任何提前的人設都是那樣蒼白無力。

一年前，通過陳布雷和翁文灝等人力薦，時任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的竺可楨和蔣介石有過一次談話。在蔣介石答應保證預算、校長有用人自由和不干涉校務的前提下，竺可楨同意出任浙大校長。不過，竺可楨向陳布雷表示，他的任期只有半年，至多一年，待浙大走上正軌，他仍回去當他的氣象所長，搞他的氣象研究。

竺可楨沒想到，他的浙大校長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間，他和這所大學將有10年處于西遷的流亡路上。他同樣沒想到，篳路藍縷的流亡辦學，竟使他接手時的二流地方大學，化蛹為蝶地躋身于一流大學行列。

幾年后，當原本布局于東海之濱的浙江大學，化整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義、湄潭和永興三地時，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來了。后來，他充滿敬意地寫道：在那里，不僅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教授，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學家盧鶴紱、王淦昌教授，他們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希望。

李約瑟甚至斷言：這就是東方的劍橋。

竺可楨要去杭州郊外西天目山中的禪源寺。70天前，在江西廬山，竺可楨參加了蔣介石主持的國是談話會。會上，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發表了《抗戰宣言》。隨后，多所高校校長與政府官員一道，研究了戰爭時期各大學的遷移安置。即將被戰火波及的浙大，必須遷移，但遷往何處，尚無定論。

西天目山中建于清代的禪源寺，首先接納了浙大210名新生。竺可楨匆匆前往，就是為了檢查是否準備妥當，能否正式上課。檢查結果，竺可楨很滿意。第二天，這批浙大新生就在禪源寺開學了。一邊是出家人的暮鼓晨鐘，一邊是讀書人的格物致知，出世的梵音與入世的書聲和諧地交織在鳥鳴與泉咽中。

竺可楨留影于天目山禪源寺門前。（竺可楨/圖）

由于距杭州城有百里之遙，且處于茫茫林海中，禪源寺設施簡陋，人煙稀少。上課的教師只能和學生一樣，居住在寺廟或寺廟周圍農家。但劣勢也是優勢：這遠離塵囂的深山，除了有清靜的讀書環境外，師生朝夕相處，行止接近，教師授業解惑和學生請教詢問比任何時候都更方便。

竺可楨決定利用這一機會，推行醞釀已久的導師制。導師制的最大特點在于，導師不僅要指導學生的專業，還要指導他們的人生。盡管早在14世紀，也就是元明之際，牛津大學就實行了導師制。但1937年秋天，在杭州禪源寺，浙大邁出了中國導師制的第一步。

一個月后，竺可楨又一次來到禪源寺，這一次，他作了題為《大學生之責任》的演講。他說：國家為什么要花費這么多錢來培植大學生？為的是希望諸位將來能做社會上各業的領袖。在這困難嚴重的時候，我們更希望有百折不撓堅毅剛果的大學生，來領導民眾，做社會的砥柱。所以諸君到大學里來，萬勿存心只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后謀生的話，就算滿足。

至于他十分看重的導師制，“實施以來，頗著成效”。他在日記里總結說，“此間導師制制度實行以來尚稱順手，學生既覺有一師長時可問詢，而老師亦有數青年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實為導師制之理想地點。如昨星期日，天氣既值秋高氣爽，導師與學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約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然而，好景不長，兩個月后，隨著淞滬會戰結束，杭州淪入敵手已是早晚之事。浙大西遷，終于從一年級新生暫留天目山，變為全校性的大撤退。

彼時富春江

富春江是一條被無數文人墨客歌詠過的河，南朝人吳均贊美它：“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

浙大師生的西遷之路就是從富春江開始的。幾十年后，當我坐著游船行駛于富春江上時，兩岸青山疊翠，城鎮相望，江水豐沛綿長。但70年前，行駛在江上的浙大學子卻完全沒有這樣的詩情畫意。尤其是當船只進入富春江上游的新安江一帶時，山峰聳峙，江面變窄，恰好又逢枯水，行駛十分艱難。有一個班的船在遇到淺灘擱淺時，全班男生只好下水拉纖。

在邁出西遷第一步時，竺可楨考慮得很長遠：鑒于武漢、重慶和長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機關、工廠和高校遷入，運輸困難、供給困難和住宿困難都是板上釘釘的事。因而，他的意見是搬到西南內地較為偏遠的小城甚至鄉村。至于第一步，他選定了富春江上游的建德。

浙大在建德停留了39天，這座小城破天荒地有了一所來去匆匆的大學。小城居民只有1萬，而浙大師生就有1千多，大街小巷，都能碰到浙大師生。時人都稱建德是大學城。

竺可楨喜歡攝影，每到一地，總會拍下當地的風土人情。公務之余，他用鏡頭記錄了這座寧靜的小城。其中一張照片上，牌坊高大，一群穿長袍的人匆匆而過，一條黑狗好奇地回頭張望。很多年后，當我徘徊在建德街頭時，這座歷史悠久的古城，仍保存有不少牌坊，只是，我卻沒法辨認出，哪一座是竺可楨曾拍攝過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到建德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