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年前第一批抵美中國人的下落之謎

廣州十三行（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11月2日《南方周末》）

美國獨立伊始，東印度公司一名愛爾蘭商人敏銳地預見到中國商品在美國的巨大市場，在廣州購買了大批絲綢、瓷器、土棉布等，招募了一批亞洲船員，其中有三名中國人，于1784年自廣州港出發，次年抵達巴爾的摩港。三名中國船員最初以為過埠到巴達維亞即可下船回國，卻未料“遇人不淑”，被船主帶到了美國。為了回家，他們歷經磨難。他們的命運和這艘商船帶來的貨物，得到華盛頓、富蘭克林、韋伯斯特等名人的關注。

1785年8月9日，來自中國廣州港的商船“帕拉斯號”（Pallas，又譯“智慧女神號”）抵達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港，船上有三名中國船員阿成(Ah Sing）、阿全（Ah Chuan）、阿官(Ah Cun，均系音譯），以及其他31名印度和東南亞船員，當地媒體報道了這艘轟動美國東部的商船，留下了中國人抵達美國的最早文字記載。

這個故事的后續部分，有點匪夷所思：帕拉斯號到達巴爾的摩港后，船員被船長奧多奈爾（John O’Donnell）棄于船上，陷入困境。一位往來于中美之間的費城商人霍林斯沃斯（Levi Hollingsworth）很同情這些船員，把他們帶到費城，幫助他們在費城生活了一年，并請求國會給予船員資助，送他們回國。后來，奧多奈爾船長心生悔意，答應將這些船員送回亞洲，船員們又回到了巴爾的摩。

由于至今仍未發現船員上船回國的文字記載，這些船員的命運到底如何，是回到了故土，還是繼續留在美國？第一批抵達美國的中國人的下落，從此成為一樁懸案。

首艘廣州港始發商船抵美

1784年2月22日，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緩緩駛離紐約，于8月28日抵達中國廣州。這年，成為中美直接貿易的開啟之年。

“中國皇后號”?？繌V州港期間，一個大膽的愛爾蘭冒險家——商人約翰·奧多奈爾和他的商船“帕拉斯號”也正好在廣州，他常年穿梭在印度和中國之間做生意。

奧多奈爾結識了“中國皇后號”船長蘭道爾后，看到了美國的商機，火速在廣州購買了大批精美的中國貨裝上“帕拉斯號”，又招募了三名中國船員和一批印度船員。蘭道爾船長包了“帕拉斯號”上的一部分貨艙，將價值55000美元的茶葉運到美國去，而其余貨艙里滿載的貨物則足以讓奧多奈爾賺到盆滿缽滿。

1785年1月，愛爾蘭船長和他的船員駕駛“帕拉斯號”從廣州港起航，往美國方向駛去。

這是第一艘從廣州始發的直航美國的商船，船上的34名亞洲船員，包括三名中國船員阿成、阿全和阿官，就這樣開始了他們未知的旅程。

除了奧多奈爾，沒有人知道這次航行是一張“單程票”。

據奧多奈爾后來向費城議會辯解說，他原計劃在巴達維亞放下這些亞洲船員，換成歐洲水手。但是，到巴達維亞后，當地總督不準他招募歐洲水手，于是，他與船上的亞洲船員達成協議，繼續把船開到美國去，然后再送他們回亞洲。

1785年8月9日，“帕拉斯號”駛入巴爾的摩港。船上琳瑯滿目的中國貨包括茶葉、瓷器、絲綢、緞子、薄紗、棉布、絲絨、綢傘、墻紙等等，頃刻間讓美國東部沸騰起來。

1785年8月12日，《馬里蘭巴爾的摩商報》（Maryland Journal and Baltimore Advertiser）率先做了報道：“直接來自中國的帕拉斯號帆船于周二晚上抵達本地，奧多奈爾船長是該船的主人——船上有大批貴重貨物，包括各種各樣的茶葉、瓷器、絲綢、綢緞、土布褲等等。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這座城市廣泛傳播的商業聲譽，以至吸引了紳士的注意力，他們正忙于進行這種遙遠的但卻獲利頗豐的貿易……船上的水手包括中國人、馬來人、日本人、摩爾人以及幾個歐洲人，這些住在不同國家的人受雇于同一艘船，成為同道中人，這是由商業利益造成的，它用一條黃金鏈條將地球上的所有國家聯結起來。”

《巴爾的摩商報》報道帕拉斯號船和船員。（資料圖/圖）

華盛頓渴求“廣州船”上的中國貨

“帕拉斯號”也引起了正在馬里蘭州的弗吉尼亞農場主蒂格哈曼（Tilghman）的關注，他立即寫信給在家鄉的老朋友喬治·華盛頓，將船上即將售賣的商品信息告訴老友。

四年后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的喬治·華盛頓，和許多美國買家一樣，無法抵抗物美價廉的中國貨的巨大誘惑。在收到老朋友的來信后，華盛頓于8月17日給蒂格哈曼回信，寫道：“我買或不買完全取決于價格。如果有一個很好的協議價，我會愉快地接受。否則，我會少買點，或者看看所列的這些貨物是否比平常便宜些。”

華盛頓列出的清單包括：1套上等陶瓷餐具、1套上等晚餐用茶杯和茶碟陶瓷、1套大藍白色瓷器、半打盤子、1打藍白色小碗、6個洗手用的瓷器工藝臉盆、6個有柄大杯（壺）、1/4柜上等綠茶、1桶巴達維亞燒酒以及一些上等綾紋絲織物、素色平紋細布、絲綢手帕、本色棉布等。

8月25日，蒂格哈曼回信給華盛頓，對擬購買的貨品和價格提出建議，并轉達了奧多奈爾很想拜會華盛頓的想法。他告知船上的大包茶葉是蘭道爾船長的，現在茶葉全部都被運往費城了。他在信中還提到：“船上的水手都是印度本地人——大多數水手來自馬拉巴爾和科羅曼德爾海岸，他們的容貌和膚色和您的老馬夫很像——船上有四名中國人，無論從他們的膚色還是特征如頭發和每一處皮膚斑痕來看，他們確確實實就是北美的印第安人。”

8月29日，華盛頓第二次回信給蒂格哈曼，其中提到華盛頓夫人要買圍裙寬度的平紋細布，大致5-7碼就足夠了，還希望購買6條上等質量的條紋薄手絹，至于大桶的巴達維亞燒酒就不買了。他說很樂意在弗吉尼亞與奧多奈爾會面。信中還說道：“在收到你的來信之前，根據我所閱讀的書籍而不是我自己的不完整的記憶，我曾經有過一個想法，中國人盡管外貌古怪，但他們還是白人。”

在收到蒂格哈曼8月31日寫的回信后，9月14日，華盛頓第三次回信對方，其中提到：有人告訴華盛頓夫人，帕拉斯號船上售賣的上等平紋細布每碼售價0.5美元，夫人要我轉告您，如果這是真的，務必請您幫她買兩三塊布料。

10月13日，蒂格哈曼回信給華盛頓說9月14日的信已收到，但是因為自己高燒臥床4周，所以一直沒有回信。他很抱歉地告訴老友那艘船上的買賣已經結束了。

在翹首期盼了一個多月后，華盛頓夫婦終究沒能買到“帕拉斯號”上的中國貨。

華盛頓非常喜歡中國商品，所以很希望能夠進一步建立美國與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關系。據有關資料顯示，到1790年，即華盛頓擔任美國總統的第二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約占美國進口商品的七分之一；到1792年，美國和中國的貿易總值已經超過荷蘭、法國和丹麥，僅次于英國。

第一批中國人究竟三人或四人？

根據現有文獻記載，在“帕拉斯號”上的中國人有三人，即阿成、阿全和阿官。

費城商人李維·霍林斯沃斯在給賓夕法尼亞州議會的信中，也指出有“三名中國人”，在其他印度船員被轉移到另一艘船上時，他留下了這三名中國人與他同住，他說：“近來這三個中國人和其他亞洲船員有矛盾，常有爭吵，我認為最好把他們分開。”

但是，在已公開的一些個人信件和日記里，又提供了另一個版本，出現了“四個中國人”的說法。

那么，船上究竟有幾個中國人？

8月25日，蒂格哈曼在給華盛頓的回信中特別提到船上有四名中國人，其容貌和膚色與華盛頓的老馬夫很相像。這說明蒂格哈曼是見過這四個中國人的，同時也見過華盛頓的馬夫，否則不可能將兩者作比較。

而在《諾亞·韋伯斯特的生活日記》（NOTES ON THE LIFE OF NOAH WEBSTER,VOLUME 1）中，更是給出了可信度較高的說法。諾亞·韋伯斯特被譽為“美國學術和教育之父”，他當時正在研究英語改革。所以，當“帕拉斯號”駛入巴爾的摩港當天，他就去碼頭看船了。他在日記中記錄道：“8月9日，坐船到碼頭，迎接東印度船。”

半個月后，韋伯斯特在日記中又寫道：“8月25、26、27日，沒做什么事情。登上從中國來的帕拉斯號船，這艘船由3名中國人和很多馬來人航行而來。在船上，我開始進行英語語言的調查。”

10月14日，韋伯斯特在日記里又提到奧多奈爾結婚，寫道：“他還有一個印度情人在船上。”日記下方文字又補充道：“據說他的中國情人還因他懷孕了。”從上下文聯系來看，韋伯斯特所指的這個女子是中國人。當時，美國與中國和印度的貿易都是通過東印度公司進行的，因此，美國人通常把從中國去的商船稱作“東印度船”或“印度船”，而船上的水手也常常用“東印度人”或“印度人”統稱。

綜上分析，關于“帕拉斯號”船上的中國人人數，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船上有四個中國人，包括三名中國船員在內的所有亞洲船員都隨霍林斯沃斯前往費城，準備尋找到中國做生意的商船，搭船回亞洲。而船上的這名中國女子一直被奧多奈爾船長留在船上，她可能也是他的女傭。

第二種，可能是船上有“四個中國人”純屬訛傳，只有三名中國船員。

但是，蒂格哈曼和韋伯斯特本人均親眼見過船上有四個中國人。所以，第一種可能性比較大，即“帕拉斯號”上有三男一女共四名中國人。

費城好人襄助船員集體向國會申訴

“帕拉斯號”上的船員原以為到美國后便可以返程，未料想船長并沒有送他們回國的打算。當他們聽說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有帆船即將去亞洲，于是要求奧多奈爾支付薪水，讓他們前往費城。但是，奧多奈爾認為自己和船員的雇傭關系已經結束，不予理會。

此時，在費城的查克斯頓（Truxtun）船長正在籌劃到中國做生意。他將一艘帆船改名為“廣州”，準備從費城駛向中國廣州港。

正在巴爾的摩的費城商人霍林斯沃斯對“帕拉斯號”船員深表同情。10月，當他聽說查克斯頓船長準備去中國做生意的消息后，便立即組織這些船員從巴爾的摩來到費城?；袅炙刮炙拐业讲榭怂诡D船長，希望他能雇用這些亞洲船員。此時查克斯頓船長已雇水手，他知道待商船從廣州返回美國時，無法在廣州本地招到美國或歐洲水手。他向霍林斯沃斯表示，如果后者可以拿到賓州最高行政會議的命令，他就可以讓這些亞洲船員上船回國，每人船費為40個金幣。

為了讓船員回家，霍林斯沃斯帶領船員集體向賓州當局提出申訴。他們在申訴信中控訴了船員在航行途中和抵達巴爾的摩港后遭到的惡劣對待，希望當局能給予他們足夠的食物，同時給他們一張船票，讓他們可以搭乘即將前往中國的商船回到他們的祖國。

這個案子兜兜轉轉持續了將近一年，在賓夕法尼亞州和馬里蘭州之間互相扯皮。此時的賓州州長是本杰明·富蘭克林。

賓州原想把案子推給馬里蘭州，因為馬里蘭州才是事發地，但他們的計劃沒有成功。之后，案子轉入法庭程序，最后由州政府擔負這些船員的生活費，同時授權霍林斯沃斯繼續照顧船員的生活。船員在賓州期間，最高行政會議批準了一個總共548磅食物和大約1500美元的生活費用支出方案，包括柴火和衣服。

這期間，有一個中國船員病倒了，霍林斯沃斯馬上將他送往醫院治療。

關于霍林斯沃斯給中國船員治病的記錄，可以在湯姆斯·喬治·莫頓（Thomas George Morton）撰寫的《賓夕法尼亞醫院史（1751-1895》（The History of the Pennsylvania Hospital,1751-1895）一書中得到證實，書中摘錄了跟霍林斯沃斯和中國人有關的兩條醫院記錄：

第一條醫院記錄是：1785年12月26日，“接收一名穿粗硬布的中國人。”

第二條記錄是：1787年7月30日，“李維·霍林斯沃斯已經在為這幾個陌生的中國人支付膳食費用，包括這名病人，他的經濟狀況已有困難，考慮到他保護這些人完全是出于人道原因，所以董事會一致同意免去這個病人的醫療費債務。”

在與船員相處過程中，霍林斯沃斯發現這些亞洲船員可以很熟練地使用柴火，但是不注意火爐火勢，這樣會有嚴重的安全隱患。另外，他們每天要消費近2磅的食物，勢必會引起經濟問題。由于原來安置船員的房間狹小，他把船員遷移到一艘護衛艦上。不過，他留下了三個中國人，霍林斯沃斯自己解釋的原因是：“近來這三個中國人和其他亞洲船員時有矛盾，常有爭吵，我認為最好把他們分開。”由于作為監護人的責任太重，霍林斯沃斯不想再繼續擔負下去。

馬里蘭州不予援助，最快的船票也無法安排，霍林斯沃斯又想撒手不管了。賓州認為應由國家來供養這些船員，于是向國會上訴，要求國會承擔供養船員的財政費用并送這些船員回國，但仍未如愿。

一船“中國貨”變身一座“廣州城”

當費城為安置帕拉斯號上的船員多方奔走之際，奧多奈爾船長因為擁有一船“中國貨”，瞬間變成巴爾的摩的新貴，成為全城名流競相結交的紅人。

1785年10月，奧多奈爾娶了巴爾的摩一位富商之女。他們在巴爾的摩菲爾斯岬以東的濱水區購買了約2000英畝地，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奢華的東方公館，取名“廣州”，過起帝王般的生活。

1805年，奧多奈爾在56歲去世時，他是美國最有錢的人之一，僅房產一項價值就超過50萬美元。“廣州城”里建有碼頭、倉庫、住宅,直到今天，這片歷史老城區仍叫“廣州”。

“廣州”古城沿著巴爾的摩外港，位于城市的東南部，距離巴爾的摩市中心大約2英里。雖然古城得名于創建者與廣州的密切關系，但是，“廣州”自始至終都是以白人居民為主的歷史街區，與我們傳統觀念里的唐人街毫無關系。

18世紀后期，奧多奈爾的子孫賣掉了家族城堡“廣州”，之后，這里便發展成為濱水工業區和藍領工人居住區。到19世紀中期，來自威爾士和愛爾蘭的移民構成巴爾的摩產業工人的一大群體。進入21世紀后，“廣州”市內的工業都已外遷，游艇碼頭和新住宅區逐步發展起來，吸引了大批中產階級到此定居。根據美國最新人口統計數據，截止到2014年，“廣州”市常駐居民人口為11398人，其中亞裔人口只占2.3%。

向東方：搭上回家的舊船票

1786年6月，奧多奈爾船長又計劃去印度和中國做生意，8月底，國會書面同意他和“切薩皮克號”帆船到中國做貿易。聽到這一消息，9月，賓州行政會議決定讓這些亞洲船員回國。行政會議副主席比德爾（Charles Biddle）告訴馬里蘭州州長，他將送這些亞洲船員去馬里蘭州，讓他們隨奧多奈爾船長一起回亞洲，如果奧多奈爾不帶他們回國，那么供養這些船員的責任就由馬里蘭州承擔，因為賓州已經供養了他們10個月。對于賓州來說，這是將船員移交給馬里蘭州的最好機會。

1786年9月2日，星期六，賓州最高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對“帕拉斯號”船員事件的裁決，裁決書寫道：“茲令：住在這座城市里的中國人和印度人在過去幾個月以來一直由州政府供養，現在我們決定將他們移送去馬里蘭州，那里是印度商船船長約翰·奧多奈爾先生帶他們抵達的最初地方。并令：李維·霍林斯沃斯先生想辦法執行這一命令。”

比德爾也收到了奧多奈爾的信，奧多奈爾在信中告知他將于下周五出發，愿意將這些船員帶回亞洲，請賓州盡快將船員送到巴爾的摩。比德爾馬上將此情況告訴了霍林斯沃斯。

故事定格在1786年9月，霍林斯沃斯帶著他的船員回到巴爾的摩。筆者沒有找到進一步的史料記載，如果沒有意外的話，34名船員經歷了一年多的逗留后，應該是憑著一張“舊船票”，隨奧多奈爾回到了中國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