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畫速寫還是不是必需的？ 一組三峽舊畫稿引起的懷想

青年供銷員，1984年7月20日畫于長江輪上（李公明/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11月2日《南方周末》）

近日整理舊文稿、畫稿，終于找到在記憶中印象很深的一組長江三峽旅游速寫。1984年7月，我和妻子從廣州坐火車到武漢，然后轉乘長江客輪，目的地重慶。逆江流而上，可以慢慢欣賞長江兩岸景色，有些靠岸的地方還可以下船在碼頭周圍轉轉，這正是我們想要的。我帶著簡單的速寫畫具，在船上、岸邊畫了一些速寫。在岸上轉悠的時候，來不及畫的，就默記在心，回到船上趕緊畫下來。三十多年過去，這組速寫畫稿不僅勾起歲月記憶，而且讓我重新思考有關速寫的問題。

長江邊的船隊1984年7月20日船過西陵峽（李公明/圖）

長期以來，速寫作為繪畫的一種樣式，在美術創作中的地位與意義一直處于比較邊緣的位置。在美術院校的教育中，速寫只是作為造型基礎訓練的一種工具，很多年前在美院周邊的市場、小巷?？梢砸姷接袑W生畫速寫，主要是升大班和剛入學的新生。創作課，畫速寫曾是學生下鄉收集創作素材的一種手段，但是今天的創作觀念與手機拍照，使畫速寫不再是必需的。在當代五光十色的藝術景觀中，速寫更像是被遺忘了，似乎只有在老一輩藝術家的回顧展、文獻展中才能喚起人們對它的記憶。在今天仍然堅信速寫的意義和享受速寫的快樂的畫家可能真的不多了，但也正是因為這樣，速寫顯得更加珍貴。

速寫的意義首先在于它是面向生活的一種極為直接的、“在場”的敘事方式。所謂“面向生活”聽起來是一句套話，實際上活著的人誰能不“面向”生活呢？但是真正的“面向生活”其實是指對生活感到好奇，有觀察生活的興趣，被生活的真實、偶發、隨意、無聊、簡單、復雜……所觸動，也被自己對這些的關注所觸動，而且唯恐所有好奇、興趣和觸動會突然消失，于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最便捷的工具把它們記錄下來。在這時候，拍照可以忠實地記錄被光線捕捉的客觀形體，而只有速寫可以記錄、呈現和創造在“我”與對象相遇的時候被心靈捕捉的感受、靈感和思緒。速寫的真諦就是活在“在場”的感受之中，而且不必那么嚴肅、那么煞費苦心地“搞藝術”，即興的、碰撞的、游戲的、快樂的，這才是真正“面向生活”的速寫。

山城印象，1984年7月19日于萬縣（李公明/圖）

在長江三峽客輪上畫的那幅青年速寫像是一個供銷員。在甲板上聊天，他走南闖北的故事讓我們著迷；他的性格也很豪爽，同意讓我畫速寫。我力圖捕捉他邊抽煙邊侃的神情，還有就是他身上透發出來的活力，大概畫了15分鐘就完成。前幾天找到這批畫稿的時候，我太太一看就說是當年那個神侃的供銷員。

在船上看三峽景色，我當時感受很深的是兩岸峭壁的石皴，以及停泊在崖下的運輸小船。船過西陵峽的時候，看著層層疊疊地沿岸延伸的巖壁和緊挨岸邊停泊的船隊，猛然感到烏黑的峭壁與同樣烏黑的船隊渾然一體，它們仿佛是天然的伴生物，竟然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幾分鐘的速寫，刻錄的正是這種強烈與奇異的視覺記憶。

船到萬縣，可以上岸在碼頭溜達一下。來不及在現場畫速寫，帶著記憶回到船上馬上就畫了這幅《山城印象》。很大的籮筐和拾級而上的街道以及背著籮筐的鎮民，這些都是很鮮明的記憶，唯獨至今想不清楚的是左邊竹棚子下面的幾個背影，他們的衣著打扮不是當地人，很可能就是和我一條船上的旅客，我在記憶中忠實地把他們也畫進來了。作為一種藝術敘事，“速寫”絕對不是完全被動的記錄，它是人與世界的一種對話；所謂的“在場”也不是被動的觀看，而是一種尋覓與確認。船沿三峽逆江而上，滔滔江聲中并沒有古典的兩岸猿聲，我們那時候不知道未來的三峽大壩就建在西陵峽航段，不知道我們沿途經過的很多城鎮將永遠沒入水中，不知道在這兩岸土地上將會有百萬移民離開家園；那時候我們不知道這組三峽速寫無論如何的草率、在古往今來無數關于長江三峽的畫作中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它在我們個人的生命和記憶中將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個人的“在場”與記憶以速寫定格在那個時刻。

其實還有很多即將發生的事情是我們當時在船上凝望江水與峭壁的時候無法想到的。我們不知道一年之后的1985年將以物價和工資制度改革的全面展開而成為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大轉折點；我們也不知道在1985年將有一艘客輪從重慶順流而下直抵武漢，船上載有六十多位來自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重量級經濟學家和經濟領域的官員，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就在這艘“巴山輪”上舉行。這次會議同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8月31日，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在北京會見了將要上船的外國經濟學家和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強調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務市場；要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9月2日至7日，這條長江客輪所激起的思想浪花最后定格為上報國務院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對我國改革有參考價值的幾點意見》，并且迅速被吸納到在9月23日通過的“七五計劃”建議中。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在會議中提醒中國同行：“解決改革過程遇到的經濟困難最簡便的辦法是重新運用行政手段，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部門的本能反應。必須時刻記住改革的總目標。”前幾年我在一篇關于科爾奈《思想的力量》的書評中寫到了這次“巴山輪”會議，這組長江三峽速寫又勾起了我的思緒。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未過萬重山。明年就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正式啟動標志的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這實在是不應被遺忘的一艘客輪與一段航道。

回到速寫問題。1970年代中期我在農村插隊當知青的時候，畫過不少農民和知青的速寫像。那時正是“文革美術”晚期，畫速寫是主流政治在“工農兵美術”運動中提出的要求。當時我有一本人民美術出版社在1973年8月編輯出版的《速寫選輯》，收入邵宇、楊之光、伍啟中、陳衍寧等人的速寫活頁32幅，封面是一幅解放軍炮兵戰士正在操作瞄準器的速寫，他的弓步動態和束著皮帶的軍裝衣褶以非常準確、瀟灑的筆觸勾勒出來。出版前言選用1973年3月18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題為《提倡多畫速寫》的評論，文中寫道：“美術工作者在生活中畫速寫，可以鍛煉和提高藝術造型的能力，可以為創作記錄形象和積累素材，有時速寫本身可以成為一種反映生活的藝術作品。同時，畫速寫的過程也為美術工作者熟悉工農兵、接受再教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前面一句話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沒錯，這部《速寫畫輯》第一版就印了10萬冊，那個年代的美術工作者和愛好者（我至今覺得這兩個概念是很好的）恐怕不少人都受過它的影響。在那些“火熱的年代”里，附加在寫生與速寫之前的修辭往往是“到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去”“到田頭、到工廠、到兵營去”等等，政治敘事在特定的年代里成了藝術合法性的前導。

在知青歲月中，我作為一名愛好美術的知青常在村頭寫生，那些大隊農村干部很能從政治正確性的角度理解和支持我畫速寫；同時他們也沒有忘記請我給他們家里的老人畫一幅寫生肖像，那時候我已經知道在政治之外還有人倫，憑著寫生與速寫的手藝已經可以走家串戶混幾頓飯吃。這次和這組三峽速寫一起翻出來的還有幾幅當年畫的農民肖像速寫，有用炭筆畫的，也有直接用毛筆水墨來畫，后者是從臨摹楊之光先生的水墨人物起步的。

至今為止的20世紀中國美術研究仍然有很多未受重視的重要議題，其中速寫作為一種繪畫樣式在中國現代文藝中的發展及意義就非常值得研究。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我們打倒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武器就是提倡寫生、面向生活，寫生成了一種進步的、正確的藝術世界觀，而速寫則是寫生中最便捷、最常用的武器。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國畫家趙望云（1906-1977年）回河北家鄉農村寫生，后來應天津《大公報》聘請赴冀南農村寫生，在報上以“寫真通信”為專欄連載130幅作品。他采用的是水墨速寫技法，很全面地描繪了當時農村生活的狀況。他的入室弟子黃胄（1925-1997年）更是以寫生抓取“生活之真”，以速寫的生動筆法與恣肆氣勢直接入畫，走出了一條獨特的中國水墨人物畫創新之路。黃胄晚年更強調必須用中國畫工具來畫速寫，是對速寫之價值與意義的深刻體會。

“面向生活”，多畫速寫，無論如何總是要把人從書齋和畫室里推出來，要讓人總是走在路上。今天，過去那些顯得既荒唐又可愛的關于寫生與速寫的政治敘事早已被時代之風吹得無影無蹤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在速寫中還能尋覓到某種政治性的激情和體驗：我不知道也不相信，速寫作為一種面向生活、記錄內心感受的工具，為什么不可以表達生活中的政治性內涵——尤其是當我們面對著被污染的、失去尊嚴的河流，面對著被濫伐的、沒有了童話的森林，面對著……的時候，速寫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轉身而逃呢？

（作者為廣州美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