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仲安師

（本文首發于2017年11月2日《南方周末》）

春節假后的第一天就因為心血管問題被安排住進了醫院，3月在“阜外”醫院做搭橋（心血管手術）；送協和搶救，前后折騰了近兩個月，好容易熬到4月20日可以勉強出院了。這天，老伴替我收拾衣物時突然說：“剛剛接到小同（先生的哲嗣）的電話，說廖先生19號去世了。”我陡然一驚，雖然這兩年知道廖先生身體欠佳，而且年逾九旬，成為老話中所說的“風中燭，瓦上霜”，但這突來的消息，還是使我五內俱焚，頭腦空白。

與廖先生相識五十余年了，在醫院病床上躺著無事時，我也曾盤算大約有兩年沒去他家了，待病好了出了院，一定到他家去一趟，把這兩年新出的兩本書給他送去，沒想到瞬息之間，老人家竟做了古人。

回想數十年中，我與廖先生有幾度交集，1970年代他住宣內未英胡同，我住菜市口時，每個月總要去廖家兩三趟，向他求教?；粮裨L華后，琉璃廠開放了古舊書店（中國書店），憑簡單的單位介紹信就可以購買1949年前后出版的平裝書和明末以后各種版本的線裝書。那時正是無書可讀的極端的精神饑渴時期，每天上午九點以前我必到海王村門口恭候書店開門（開門時上“新書”），廖先生也常去，我們常在那里一聊就是半天，上下古今，無所不談，當然主要還是說“書”。1970年代末，平反出獄，我不愿意再回原單位房山了，閑居城內謀求調動，廖先生通過他的西南聯大老師余冠英先生，介紹我到社科院文學所《文學遺產》編輯部工作。后經過考試得以實現，其間曲折艱難，難以一一縷述，廖先生居間為我費心費力，永志難忘。

廖先生后來搬到八里莊師院宿舍去住，離得遠了，我去的次數少一些了，但每年總得見幾次面。2003年退休以后，空閑漸多，遂以著述為娛，每年總出一兩本書，因此，拙作問世后必到廖先生家求教。

在廖先生那里不僅能聽到許多真知灼見，令我更感興趣的還是他記憶中的、近百年來的舊事趣聞，這些涉及文壇、教育界，以及往日的史實、習俗……

先生原姓尹，名彥輝，老家西昌，當時還很偏僻的小城。家世耕讀，但父親還是熱心功名，想外出做一兩任小官，借此以見見世面。民國2年，當時的內務總長朱啟鈐在秦皇島舉辦了縣知事訓練班，先生的父親曾到此受訓，結業后在川滇西康三省交界的一個不為人知的小縣做了一任知縣。

他曾對我說：“我大哥就不同我父親了，大哥長我十多歲，在北京讀完大學后，帶回老家的是《新青年》雜志和《魯迅全集》。我受這些影響，在1940年代抗戰快勝利時，考上西遷昆明‘西南聯大’的‘師范部’，上學后，受進步教授如聞一多、朱自清與進步同學影響，反蔣、鬧學運；抗戰勝利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北歸，我也來到北平，跟著北大進步同學加入了共產黨，同時改了名字，叫‘廖仲安’。那時劉仁是地下黨書記，很活躍，我們被特務追捕，逃出北平，聚在河北泊頭（今滄州東南，共產黨的根據地）。解放后，回到北平接管政府，我被分在教育局負責‘人事’，大學也沒有念完。這是我最遺憾的。”廖先生負責北京全市教育口人員調配、安排，讓我感到一奇。我說就您這樣退讓、保守的性格，還能管這功利性極強的人事調配。他說：“那時人很少在利益面前窮追不舍的。有個師大畢業了好幾年、在家逍遙的小姐，解放后想做點工作了，到了我們人事股，局里給她分到長辛店。她只感慨地說：‘長辛店！對我說來是那么陌生、那么遙遠！’還是很快就去上班了。有一次與先生聊天看到某大學教授得獎的消息。廖先生指著報紙說：“這是我一個老同學，1950年代初，他閑居北京，沒工作。找到我，我給他分配了，他很高興，上班了。不久又找我送給我一套鋼筆、工作紀念簿，作為酬謝，我很生氣，都是同學，還搞這一套！給他退了回去。”我笑著說：“現在人接到這份酬謝。也會很生氣，鋼筆、本子有甚作用！還不如來點現實的。”

市委建立北京師范學院時，又把他調到師院中文系成為教師骨干。

我認為先生有幾奇，一是性格不活躍、又缺少行動能力，很難想象參加“學運”！二是不懂得“利益”對人生的重要，卻能管了幾年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