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間見真章

留在書畫上的各式鑒藏印，亦成了字幅上的一部分。（資料圖/圖）

元大德六年，時年49歲的畫家趙孟頫完成了傳世畫作《水村圖卷》，留在畫幅上的款識讓我們得以確認這幅畫作誕生的精確紀年，也是我們所知最后一幅有準確紀年的趙氏作品。時隔數百年，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展廳中，當我們再次得以一睹這一傳世畫作的真容時，恐怕只能哭笑不得。清乾隆的兩次“御題”和十余方乾隆鑒藏璽將這幅橫長1.2米的長畫卷塞得滿滿當當。如此一來畫卷清雅寧靜的氣質被大打折扣。

文人書畫家以印代款，或在自己所藏書畫上鈐印的習慣由來已久，一方面以鈐印宣示其所有權，留下自己的蹤跡；另一方面，印章本身也是文人藝術領域的一份子。姓名印、齋館印、書簡印、鑒藏印，印章的種類多樣，功用各自有別，但就如同文房四寶一般，既是工具，亦是藝術品，既可用來書寫鈐印，亦可把弄賞玩，是古代文人書齋生活、鴻雁往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這從大型書畫收藏愛好者乾隆對印章的喜好中就可見一斑，據《乾隆寶藪》記錄，乾隆共有一千余方印璽，其中最為重要的當數“乾隆五璽”，印文分別是“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鑒璽”、“乾隆鑒賞”、“宜子孫”。乾隆根據自己的喜好偏愛，將宮中所藏畫作古書一一賞閱，并留下了各式鈐章，甚至喧賓奪主、不顧對書畫本身的損害，足見這些小小的印章有時也是身份與權力的象征。

社會質：起于徵信，入于鑒賞

印章最早是作為交換的信物而出現的，劉熙《釋名》中道：“印者，信也”。是信用的保證?！秴问洗呵?middot;孟冬紀》中記載：統治者們要求工匠在其制作的物事上留下刻印，即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以行其罪”，以印章作為約束工匠的手段。在印章歷史發展的早期，印璽最主要的社會功能在于“徵信于人”。

春秋戰國時期，印、璽、節具有同等含義，不論是王公貴族或是平民百姓都有使用的權利。秦朝,建立璽印的等級制度建立，使印章的使用出現了嚴格的等級劃分，開始成為權力和個人地位的象征。這一制度延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到了強盛平和的唐朝，隨著官員人數的擴張，官制的復雜化，官印體制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

這段時間，印章的發展吸收了魏晉時期的藝術文化成果，文人開始正式進入印章領域，公印與私印的分流于是愈發明顯：一支繼續著過去實用主義的道路前行，在今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