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性侵害,“不要發一通憤慨就結束了” 電影《嘉年華》中的成長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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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邢人儼

文淇飾演的小米是性侵事件的目擊者,她試圖通過掌握的證據為自己艱難的流浪“黑工”生活謀得一線希望。(片方供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

“雖然她們還都不能完全理解這個電影,但是要感謝她們,為那些沒有發出聲音的孩子們發出了聲音。”

“這些孩子,當她真的是做非常非??嗟墓ぷ?,做一個月的工作都不能讓你買兩件好看衣服的時候,她就非常容易會滑向另一邊。”

2017年11月24日,電影《嘉年華》上映第一天,計劃排片比例只有1.2%——許多像《嘉年華》這樣的小成本文藝片,都受到過如此“待遇”,進而陷入“排片少、沒人看、排片更少、更沒人看”的惡性循環,最終從院線悄悄消失。

《嘉年華》選擇11月24日上映,是11月13日就宣布的?!都文耆A》首映前一天,北京市朝陽區紅黃藍新天地幼兒園事件,客觀上使得這部宣傳經費緊張的電影知名度大增。上映首日,《嘉年華》的上座率高達17.8%,超過當天所有排片更高的電影,避免了“影院一日游”的命運。隨后幾天,《嘉年華》的排片比例逐日升高。

2017年11月25日晚,導演文晏憑借《嘉年華》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這不僅是中國的故事,也是全世界正在發生的故事,”文晏發表獲獎感言,她在感言的最后提到飾演主角的兩位小演員,“雖然她們還都不能完全理解這個電影,但是要感謝她們,為那些沒有發出聲音的孩子們發出了聲音。”

“生活中有英雄嗎?”

演員耿樂第一天拍《嘉年華》時,導演文晏對他說:“你不要化妝。”

“這很少見。”在耿樂的記憶里,99%的電影演員都是要化妝的。拍戲的時候,他才真正感覺自己被解放了,“其實我們在生活當中有很多小動作,會揉揉眼睛,摳摳鼻子,經常會碰臉。但是如果你化好妝,這些動作就都沒有了,這對于詮釋一個很生活化的人物是有傷害的。”

而講述兒童性侵的《嘉年華》是一部“非?,F實主義的電影,它所有的用意都是要還原生活的真實”。拍戲時,素顏出鏡的耿樂沒覺得自己是在工作,“我換上那個人物的衣服,我就在這個現場當中。文晏導演的要求很明確,很簡單,但是很有效。”

文晏挑選飾演主角的小演員,也有類似的要求。“她特別怕這些演員去‘演戲’。”耿樂回憶,許多試鏡的孩子一來就呈現出演員的狀態,文晏為此挑了很久,最終選擇了表演經驗不是很多的文淇和周美君,“她要還原生活的真實,可能你什么都不演,就在那兒,一個眼神,一個表情,觀眾已經相信了,這是最重要的。”

耿樂相信,《嘉年華》所有的演員全都處在一種特別真實的狀態下。“演員在現場唯一的鏡子就是導演,如果這個導演有很高的表演審美,你演員肯定會呈現出特別棒的東西,因為最后‘過’和‘不過’是導演說了算。導演欣賞什么樣的表演,最后演員給你呈現的就是什么樣的表演。”

初讀劇本時,耿樂全程都感到很氣憤:“一個弱小的未成年女孩子受到了侵害,但是方方面面都幫不上她。”耿樂想,他作為女孩小文的父親,也許應該變成一個英雄,來拯救自己的女兒,就像超級英雄電影里那樣。

“文晏就說:‘生活中有英雄嗎?’我說沒有。”耿樂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她說:‘是啊,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無奈的大多數。你說小文的爸爸,作為一個生活的底層,他也沒權也沒勢,他還能做什么呢,他唯一就是通過法律途徑去尋找辦法,他也只能做這些。’”

耿樂被說服了,不過他希望,臨近片尾醫生作偽證的那場戲,他可以爆發得再猛烈一點“這口氣必須得出出去”。文晏對耿樂說:“你不用出出去,現實生活中多少人的這口氣都出不出去。你不用幫別人出氣,你只要呈現出這種無力感,這是最重要的。”

“她覺得真實的力量是最大的,”耿樂回憶,“別添油加醋,別有各種煽情和宣泄,她就是把真實本來的面目呈現。我覺得這已經夠了。”

“很多溫情戲,都被導演剪掉了”

性侵發生在電影《嘉年華》的第一個晚上,酒店監控錄像里,劉會長推推搡搡地闖進兩個女孩的房間。

接著,畫面直接跳到了第二天,兩個女孩由于上學遲到,站在教室門口挨訓。從她們天真的臉上,完全看不出昨晚受害的痕跡。

這段戲有很強的現實依據。導演文晏曾經訪問過許多心理醫師,聽他們講述被性侵兒童的案例。讓文晏頗為意外的是,遭受一次性傷害的孩子,通常就是這種懵懂狀態,“不太明白發生了什么”;只有長期遭受侵犯的孩子,才可能呈現一種特別陰郁的狀態。

《嘉年華》沒有直接表現性侵,也沒有像韓國電影《熔爐》《素媛》那樣渲染受害兒童的傷痕和痛苦,甚至始終沒有展示過侵犯者劉會長的清晰面目。導演文晏更關心的是侵犯者之外的角色。

《嘉年華》沒有直接表現性侵,導演文晏更關心的是侵犯者之外的角色。(片方供圖/圖)

小文的家庭是破碎的,她的父母離異,母親總是精心打扮自己,顯然對物質有著較高的預期;而父親不修邊幅,生活簡陋。“什么叫有魅力的男人,成功的男人是有魅力的;什么叫成功,就是有錢。這是一個很可笑的價值觀。”耿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演的這個男人是在社會底層工作,他沒有什么很強的事業心,踏踏實實地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崇尚的事情就不是這樣,覺得這樣的人就不對了。所以身處這些人周圍的女人也會看不起她的丈夫,覺得他無能。”

拍戲時,耿樂與小文母親的扮演者劉威葳聊過她的角色。“劉威葳說:‘我可能很愛這個男人,但是我處在這樣的社會當中,我沒法讓這樣的男人……這個家我指望不上他。’”耿樂回憶,“這種可笑的價值觀,我覺得就是很多家庭問題的所在。”

小文夜不歸家遭到性侵,她的父母卻是事后才知道。案發那晚,小文的母親在舞廳跳舞,她或許是“寄希望再找到一個(老公)”,因此漸漸疏于對女兒的管教。

性侵發生后,小文的母親打了小文一頓,小文離家出走投奔分居的父親。“他其實是一個不太成熟的男人,自己過得也挺一塌糊涂的,不知道應該對女兒有什么責任。”耿樂分析自己的角色,小文的父親一年才回一次家。小文被侵犯后來找他,他也是通過律師才知道出了事,“他的轉變是,他覺得應該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女兒。”

父母常年分居,對女兒疏于管教。耿樂認為自己飾演的父親是一個不太成熟的男人,并不知道應該對女兒盡什么責任。(片方供圖/圖)

小文的父親拙于表達,只能用一些內斂的方式關心女兒。劇本里寫了好幾場這樣的戲。小文和父親白天互相不搭理對方,小文晚上睡著時,父親悄悄走到房門邊看一眼。有一天早上,父親醒來發現女兒不見了,幾番尋覓,原來她跑到游樂場,在一個高臺邊緣上睡著了,一旦翻身,就有可能摔落下來。“這個父親什么都沒說,躺在她的旁邊,擋住那個通道,就這么靜靜地看著女兒。”

“其實有很多父親和女兒的溫情戲,導演都給剪掉了。”耿樂的理解是,“或許導演想說,這種愛的缺席,也是導致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

小新的父母,則是主動把女兒送入虎口的。父親為了巴結領導——劉會長,讓女兒認對方做干爹,并且任由劉會長帶小新小文出去唱歌玩樂,終于釀成悲劇。事發后,囿于劉會長的壓力,小新的父母很快妥協,愿意庭外和解。“這對父母的經濟條件肯定比小文的家庭要好一些,他們代表社會中那些循規蹈矩的人,相信靠著一些關系能夠使自己的生活更好。”文晏說,“要去反抗這個人,所失去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可能更多。”

現實案例中的父母,還有許多屬于第三類。一些參與兒童性侵案件訴訟的公益律師告訴文晏,這些父母身處邊遠地區,屬于弱勢群體,“很多家庭不是很有文化,不懂任何的法律程序,對于保護自己完全是無知的。甚至生活中的其他很多方面,他們也是不懂的。”文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所以這些公益律師要承擔的責任,遠遠超過法律援助的工作,她們有的還要變成姐姐、媽媽、心理醫生,要幫這些家庭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韓國電影《素媛》塑造的父母堪稱模范,女兒遭到性侵后,他們舉家陪女兒在醫院里住了半年,不僅高薪聘請心理醫生,父親還長期扮成卡通人物,以治愈女兒的心魔,需要付出的財力超乎常人的承受。

在《嘉年華》的觀眾中,梁昕尤其感同身受,她從事教育工作近二十年,是一家教育機構的負責人。她學生的家長都是中高收入群體,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卻仍然教不好孩子。

梁昕班上有個非常內向的孩子,“幾乎不聽課,也不鬧,老師講老師的,他就不跟著。而且特別不合群,也不是很陽光,什么事都不敢做”。她家訪才知道,這孩子家有殷實的產業,但是父母常年在國外,爺爺奶奶又在南方農村生活,“孩子常年跟保姆相依為命,非??蓱z。”后來,孩子的母親放棄了家族企業中的職位,專門陪著孩子,這個學生才逐步恢復正常。

也有特別刺頭的孩子,他們的家長“通常教育程度不是太高,要么就不管孩子,要管的時候就一頓打”。“這樣孩子就有逆反心理,又不敢在父母面前作,那么就只能在外面作。”梁昕的方法是“以動制動”,讓這些孩子多參加游戲、文藝表演和運動會,“他們體力非常好,思維也非?;钴S。一起玩非??鞓?,時間長了就把我們當作好朋友了。”此時,梁昕再言傳身教,教導孩子:在這個社會中,你要想讓別人認可,讓別人尊重你,那么你也要尊重別人。

因此,梁昕對于幼教工作者虐童的新聞感到震驚:“即使我不做幼教行業,也不是媽媽,我也會關心的。”

“現在的孩子過早地進入成年”

電影《嘉年華》中,兩個女孩受侵害前點了四罐啤酒喝,從而進一步失去抵抗力。

在警局得知這件事,她們的父母感到震驚,兩個孩子才十二歲。“現在的孩子什么不會呀?”警察王隊長感嘆。

韓國電影《素媛》《熔爐》里的孩子都充滿童稚,《嘉年華》則塑造了兩個早熟的女孩,小文和小新夜不歸家、唱歌、喝啤酒、戴金色的發套、穿“不三不四的衣服”。無論在學校還是家里,這些孩子都擺弄著智能手機。“信息時代嘛,她們能夠獲取的信息越來越多、越來越便利,但是當我們沒有給孩子一個好的引導的時候,這也非常容易把她們引上歧途。”導演文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成人和兒童之間的主要區別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層面不適宜兒童,比如種種奧秘、矛盾沖突、暴力和悲劇等等;而在現代世界,兒童逐步走向成年,我們正把這些秘密以我們認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給他們。”在1981年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中,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這樣描繪當時的西方社會。

梁昕批改作文時,能感覺到不同年代學生的巨大變化。“90后的孩子,周記里只去公園玩一玩,去海邊散散步,頂多買杯飲料,沒有什么額外消費。再往后年代的很多孩子,去瑞士滑雪、騎馬、打高爾夫,光門票就是老師好多天的工資。”梁昕回憶,她現在的學生衣服和鞋子都是奢侈品的童裝,“他們覺得,我去的地方都是別人進不去的,沒有錢進不去。”

“就像文晏導演說的,我們現在都在一個‘嘉年華’,大家關注的其實都是‘亮點’。”耿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我們又沒能給出一個大家都能舒服的價值引導。”

面對這個問題,梁昕會先找家長開培訓班,教育他們盡量不給孩子配手機,要配就配便宜的。同時,他們開設了一些接近大自然的課程,孩子們不需要門票也能玩得非??鞓?,由此引導他們的價值觀。梁昕還帶孩子們參觀一些實體企業,“比如生產面包的車間,面包做得非常好吃,然后讓他們看一下師傅在后臺是怎么辛苦勞動的。讓他知道一個人真正的價值是他付出了勞動,而且擁有他的智慧。這樣的人是受人尊敬的。”梁昕說,“慢慢他們就知道,要努力地學習,要有一技之長。”

電影《嘉年華》中的城市,海灘上赫然立著一個幾層樓高的瑪麗蓮·夢露雕像,她身著裸肩白色連衣裙,風吹起,裙底春光乍泄。電影開頭,十五歲的女孩小米來到夢露腳下,一仰頭,就能看見女性裙底的私密。

“現在的孩子就沒有那種童年,過早地進入成年,穿高跟鞋、涂紅指甲,包括幼女性侵,我覺得真是太可怕了,我就無法想象這么小的年齡……”文晏說。

盡管穿戴早熟,電影里的兩個小女孩卻缺乏基本的性知識,以至于對于性侵害茫然無知。至今,初中以下的義務教育中沒有統一的性教育課程。“過去沒有任何性教育,男女同學之間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為什么?因為大家都不懂,電視里也都是‘干干凈凈’的。如果你講男歡女愛的事情,那不是讓男生‘變壞’嗎?”梁昕拿自己的童年做比較,“現在男歡女愛的電視劇太泛濫了,大人在看,小學生放學都很早,他們也看,要比咱們早熟得多得多。”

然而小學老師大多是女老師,“二十歲出頭,又不太好意思跟男同學講這些事情。”梁昕說,“而專門的性教育,如何讓青春期的男孩子接受,這是一門學問,需要專家更深地研究。”

 

《嘉年華》講述了幼女遭性侵之后的故事。導演文晏憑該片獲得第54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片方供圖/圖)

“小文可能長成小米,小米可能會變成莉莉”

除了受害者,電影《嘉年華》也挖掘旁觀者的故事。

小米是性侵案的目擊者。案發當晚她在酒店前臺值班,通過監控畫面看到劉會長闖進女孩房間。小米沒有報警,她是個沒有身份證的15歲“黑工”,警察來了可能會把她一起帶走。不過,小米很機警地拿出手機,錄下了這段監控視頻。

“她本能地覺得:這個東西會不會有用?不管怎么著,把它拍下來再說,”文晏說,“她是一個漂泊了幾年的小孩,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找不到像樣的工作,所以她的一種基本生存狀態就是:‘這邊發生了什么?’‘這個事我能怎么樣?’對身邊的東西是敏感和警惕的。”

小米有時會羨慕她的同事莉莉,莉莉20歲左右,打扮漂亮,時常跟男朋友吃香喝辣。在莉莉的指引下,小米聽說花一萬元可以辦一張假身份證,而賣身可以迅速賺錢。

“有很多女孩十幾歲就出來打工了,二十二三歲以后就回家去結婚了。她在十六七歲到二十幾歲的這段時間,其實是面臨重重危險的,有些女孩子直接出來就賣身,有些女孩子是被誤導進去,偶爾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文晏說,“當你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時候,這些事情它自然而然就沒有那么重要。這些孩子,當她真的是做非常非??嗟墓ぷ?,做一個月的工作都不能讓你買兩件好看衣服的時候,她就非常容易會滑向另一邊。”

在小米猶疑之時,莉莉被一位老板性虐、毆打,光鮮生活背后的殘酷展露出來。

“小文可能會長成小米,小米大一點也許會變成莉莉,莉莉可能會成為小文母親那樣的女人……”導演文晏分析片中的四個女性。

影片最后五分鐘,這些女性的命運忽然轉折。新聞播報的畫外音,講的是劉會長被定罪判刑,受賄的王警官和某醫生也被捕,小文一家的正義終于伸張;電影畫面中,則是小米幡然醒悟,逃出了賣身場所,騎著電動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此時,載著夢露雕像的大卡車從小米身旁呼嘯而過。

“那是非常真實的拍攝,夢露、卡車、車隊駛過騎電動車的孩子,大家都頂著很大的危險在拍。”文晏回憶。唯一電腦合成的,是夢露巨型雕像的上半身——出于安全考慮,道具組只做了下半身雕塑,上半身的影像都是后期合成的。

“問題已經解決了,但那是電視新聞里的結果。”觀眾梁昕覺得意猶未盡,“怎么解決的,這個過程我不知道,這個非常遺憾。”

“我覺得把這個案件作為一個載體就足夠了,所以我沒有去再尋找那么多的案件發生和破案的細節,”文晏覺得那是“商業片的拍法”,觀眾會專注在某個案件或者某個罪犯身上,“發一通各自的憤慨,然后整個事情也就結束了”,“而我想要達到的效果,可能是讓大家真的來思考,所有人都是社會的一員,我們在這個中間擔任了什么樣的角色、起到什么樣的作用。還有女性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應受訪者要求,梁昕為化名)

網絡編輯:邵小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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