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反攻”言辭的背后

196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問臺灣，與蔣介石會面。（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12月14日《南方周末》）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林孝庭研究員所著《困守與反攻：冷戰中的臺灣選擇》（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簡稱林書，以下引自該書，只注頁碼）是一部以蔣介石為敘述中心，詮釋兩岸關系史的重要論著。最近十余年來，隨著蔣介石日記與檔案的逐漸開放，有關蔣氏的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研究時段也跨越1949年的界限而下探至1970年代。中國社科院楊天石研究員有專文論述臺灣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及其“革新”實踐，浙江大學陳紅民教授則對1950-1960年代蔣介石與副手陳誠的互動關系有深入研究，這些都推動了學界對蔣介石的認知。

與兩位重要學者聚焦蔣介石與國民黨自身歷史不同，林書主要圍繞蔣介石與兩岸關系展開。眾所周知，所謂“反攻大陸”讓蔣介石念茲在茲，也是他在臺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作者把它置放于冷戰的大背景下進行考量，通過對美、英、臺多地檔案資料的梳理，剖析了蔣介石“反攻”言辭背后的行動，呈現出一幅遠較過往敘述斑駁繁雜的新圖景。

撲朔迷離的“兩岸秘使”

林書分為十章，其中“冷戰與兩岸秘使”一章或許最能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在冷戰年代，“兩岸秘使”在很大程度上即為國共秘使，擔負著在兩黨高層間傳遞信息之特殊使命。

蔣介石既然矢志要“反攻大陸”，那為何又與中共密談呢？從歷史上看，國共兩黨在兵戎相見的1935-1936年就曾有過一次“秘使接觸”。蔣那時為爭取蘇聯援助以應對隨時可能爆發的中日沖突，決定在以軍事“圍剿”為后盾的同時，與中共秘密舉行會談。會談終因條件差異太大而停滯不前，直至西安事變的意外爆發，才打破僵局使得國共關系進入新階段。概言之，蔣介石對國共密談不持決絕否定的態度。就1950年代中期這次往來而言，林書結合《蔣介石日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蔣希望利用兩岸接觸的“傳聞”，讓美方產生憂慮感，從而強化美對臺支持力度。（第141頁）除了這重動機之外，蔣是否希望通過接觸，了解大陸“和平解放臺灣”的意涵，或為延遲大陸壓力的緩兵之計，目前均不得而知，也有待后續研究。

作者在書中勾勒出幾條雙方往來的管道：一路經曹聚仁、張治中通向蔣經國，另一路仍由張治中參與，加之以傅作義通向陳誠，第三條路徑為章士釗受命通過友人，輾轉迂回地轉往蔣介石處。作為回應，國民黨方面一度派出被俘將領宋希濂之弟宋宜山以“探親”名義來到北京。（第136-137、142-143頁）

林書集中對曹聚仁展開了論述，書中有段文字引用他人之作，描述了1956年10月初曹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共同接見時的情形。（第138頁）然而此說并不確切。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56年10月3日，毛澤東接見了曹聚仁。曹說，臺灣方面曾表示，“國共和談，條件成熟時，可能在一個晚上可以成功。”針對這種以縹緲的遠景對和談條件進行“摸底”的言語，毛澤東隨即回復道，和談“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總之“我們并不著急”。當談到國民黨在臺處境時，毛澤東展示政治高度，表現出理解的態度，說“目前臺灣為了對付美國和內部，可以反共，因為他們要生存”，并囑曹“去臺灣見到熟人時代自己致意”。一旁陪同談話的是張治中、邵力子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干部，而沒有周恩來。林書寫到的周恩來講述對兩蔣父子、陳誠的安排問題不是發生于此時，而是幾天之后周接見曹的場合。當然，盡管沒有得到毛、周的共同接見，但只要能與他們中的一位，尤其與毛澤東有過面對面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