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登上《時代周刊》的中國工人,這8年經歷了什么？
相約美好生活，我們不見不散！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017年金秋時節，黨的十九大報告鄭重提出，“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事實上，5年前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第一次會見中外記者，習近平就代表中國共產黨鄭重承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過去5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勵精圖治、攻堅克難，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取得新成就、形成新風氣、開創新局面，不斷創造著更美好的生活。
美好生活——這個深植每個中國人心中的憧憬，被黨的領袖如此精準地捕捉，并密集而溫暖地表達，意義重大，非比尋常。
擲地有聲的承諾，也是約定。承諾意味著責任，約定昭示著同心。
因此，我們樂意把即將揮別的這一年定義為“美好生活的赴約之年”。為此，本報記者邁開腳步，沉到中國東西南北的各個角落，去探詢在這一年里，人們為美好生活所做的努力，去記錄普通中國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留下的仆仆風塵與堅實腳印。
我們花了數月的時間，尋找到8年前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的7位普通農民工，當年她(他)們供職同一公司，如今天各一方，雖然尚未痛飲成功的美酒，但腳尖仍頑強地朝著美好生活的方向一寸寸地挪動；
我們探訪了京津冀一體化大潮下，遷安、固安、雄安、武安這四個性格迥異的地方。過去的一年里，在國家宏觀政策的作用下，這里的人們見證了激蕩與沸騰，遭遇了挑戰與機遇。我們也看到，從個體到地方政府，如何運用智慧，順應時代巨輪的走向，去謀求幸福、化解發展中的難題；
我們以南京市場為案例，深入透視了共享單車利益鏈條上的多方博弈之道。作為狂飆突起的新生事物，共享單車提供了便利，讓城市回歸了人的尺度。然而，相約美好生活，并不意味著進入了君子國，共享單車當下的市場生態，呼喚共享共治，節制資本的狂歡。透明而公正的游戲規則，才是步入美好生活的門票；
我們來到焦裕祿為民眾美好生活鞠躬盡瘁的蘭考縣——全國首個普惠金融試驗區，考察普惠金融如何助力農民實現小康夢想；我們到江西婺源朱熹故里的一個古村莊，傾聽農民的笑聲，他們與時俱進，勇敢地抓住了時代賦予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機會；我們到山西黃河邊一個窮困山村，見證了其在脫貧攻堅戰略下的華麗轉身；我們解析“煙臺制造”的遠見，它也是一個城市的遠見，最終會兌現為普通人的福祉。
我們深信，時代的站臺上，永遠有通往美好生活的列車?？吭谀抢?，等待奮斗者搭乘。
我們相約美好生活：不見不散!
7月的大早上，老同學的汽車在湖南邵陽的鄉間小路上顛簸。副駕駛座上的黃冬艷掏出手機看了看前兩天自己剛賣出去的一單保險記錄。新的一天，她期待有更多收獲。
正在開車的老同學最近想成立一家農業合作社。黃冬艷這兩天跟著同學考察。她想自己能不能也做一個。黃冬艷對農業合作社的運作及相關政策了解得并不清楚，她也沒有老同學的經濟實力。
但她認為，不論什么新事物都得看看有沒有自己的機會。44歲的黃冬艷將2017年當作自己人生的新起點。去年，她離開打了10多年工的萊依迪光電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位于深圳寶安區的LED生產企業。
8年前，她和肖紅霞、丘小院、李春英、彭春霞、曹彬、鄧濤等6名工友在公司對面的翠珊園酒店懵懵懂懂地接受美國記者采訪，代表中國工人登上《時代》周刊。
在全球經歷金融危機，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2009年，《時代》周刊在年度人物的亞軍位置寫道：
“誰應該值得贊譽？是背井離鄉的數千萬工人，他們告別家人來到中國迅速發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廠中……在工廠周圍我們發現了一些正帶領這個世界走向經濟復蘇的人：中國男人和女人，他們過去的努力，對現在的思考和對將來的審視……”
8年過去，中國經濟的目標不再是當年《時代》周刊記者關注的“保八”；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8年過去，曾經的7名“時代工人”只有李春英一人還留在萊依迪公司，公司的主營業務從LED燈轉向了光學醫療器械；工人們當年接受采訪的翠珊園酒店有了新名字，甚至《時代》周刊也換了新東家。
2017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奔赴深圳、湖南、寧夏等地尋訪曾經的“時代工人”，記錄下工人們的近況。
奔波的，努力擁抱新生活
遇見陌生人，黃冬艷總要和對方聊一下家常，問人家去哪里、去干什么。最對她胃口的回答是去醫院。這樣她就可以慢慢引出保險的話題。
8年前的黃冬艷想不到，等自己當了外婆，竟然又有了想改變命運的雄心壯志。
2017年，黃冬艷有個大遺憾——自己在深圳、湖南、上海來回折騰了好幾次，也沒有在電影《香港大營救》里留下一個鏡頭。
去年，在一個湖南老鄉的飯局上，一位做影視行業的老鄉認出她是當年的“時代工人”，并問她有沒有興趣在自己負責的電影里露個臉。雖然只是群眾演員的戲份，黃冬艷很高興地接受了邀請。畢竟，大名鼎鼎的馬云也說，他最初的夢想是當電影明星。
為抓住從天而降的機會，黃冬艷借錢去了上海車墩影視基地。從深圳到上海，一張二等座的高鐵票568元，一趟來回對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黃冬艷來說不算便宜。
不湊巧的是，劇組原定的拍攝計劃因故推遲。黃冬艷剛到上海就接到通知：她的戲份要延后好幾天。
此次上海之行，黃冬艷把時間掐得很緊。
原先在深圳租住的房屋也是那幾天到期，一來要和房東交接，二還要找新的住處。但丈夫今年去海南做工，深圳家里只有婆婆和讀六年級的小兒子。一切還得靠黃冬艷操持。無奈之下，黃冬艷只能怏怏打道回府，放棄了和金雞獎最佳女演員顏丙燕合作的機會。
“最后，一個鏡頭、一個背影都沒有。”花了1000多元車費，黃冬艷難掩失落。不過，能在外人面前翻看手機相冊里和劇組演員的合影，還是很讓黃冬艷得意的。更重要的是，她相信這是一次進步，是老天爺支持她追求新生活的決定。
1998年，黃冬艷從湖南老家到東莞打工，第一份工作是月薪800元的倉庫管理員。2004年8月，黃冬艷進入了深圳的萊依迪公司，斷斷續續干到了2016年。
過去，黃冬艷的愿望很簡單。作為最年長的一名“時代工人”，接受美國《時代》周刊記者采訪，她說自己盼望一家人能在深圳團聚。
2009年，黃冬艷36歲，是萊依迪公司的生產組組長，具體負責LED焊線工作。
當時，她的愛人在東莞打工，15歲的女兒和3歲的兒子在湖南老家由婆婆照顧。黃冬艷每天下班后最重要的事就是給家人們打電話。她心疼長途電話費，每次通話時間都很短。
等同事告知她上了《時代》周刊的那天，黃冬艷完全不了解這本雜志在新聞界的地位，但她還是很開心自己的照片印在了雜志上。黃冬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愛人打電話?？墒?，愛人手機關機。
8年里，黃冬艷實現了自己曾經的愿望。丈夫、女兒、兒子和婆婆都陸續到深圳住在了一起。幼師專業畢業的女兒不僅在一家幼兒園找到了工作，還談了一個對象，結婚生子。
但8年前的黃冬艷想不到，等自己當了外婆，竟然又有了想改變命運的雄心壯志。
黃冬艷不掩飾自己是聽了直銷公司的宣講會才燃起了闖一番事業的心思。她相信自己哪怕做直銷、賣保險，未來也比繼續在萊依迪打工光明。
一開始，女兒女婿不信直銷。她拿回家的直銷護膚品被直接扔進樓下垃圾箱。
后來，“他們看我真心要做這個，就不反對了嘛?，F在他們自己也用這些產品。”黃冬艷相信是自己的堅持改變了女兒女婿的態度。
她進一步想，既然自己的誠意可以改變家人的態度，為什么不能把東西賣給客戶？
“我很羨慕他們（講師）的狀態。”黃冬艷期待某天站在臺上介紹成功經驗的人能是自己。
“時代工人”中，還和她保持聯系的丘小院、李春英提起黃冬艷辭職，一致認為和她當了外婆有資本去“折騰”有莫大關系。畢竟，在深圳一家4S店工作的女婿，收入不錯，還可以幫襯幫襯。
“哪有？我現在沒收入了，怎么能跟你比？”聽李春英說羨慕自己，原本躺在李春英家沙發上玩手機的黃冬艷一下子彈了起來。雖然，黃冬艷的語氣有些夸張。但生活的壓力是實打實的——
這兩年深圳的房租越來越貴。女兒女婿提出想租房單過，黃冬艷也不好意思再讓女婿貼補自己的房租；為了兒子張義能繼續在深圳念書，黃冬艷辭職之后，必須繼續繳納社保。
在離邵陽農村老家祖屋不到100步的地方，有一棟還沒有完工的樓房。這是黃冬艷和丈夫新修的房子。雖然沒想過什么時候回農村養老，但他們這代人還是習慣老家有個自己的窩。房子原本計劃建兩層高。
但施工的時候，黃冬艷和丈夫忍不住往上加蓋了一層，資金超了預算。黃的愛人只得再次離開家人，跟著老鄉南下海南，去工地上掙錢……
新生活剛剛起步。辭職一年的黃冬艷已學會了很多東西?，F在，遇見陌生人，黃冬艷總要和對方聊一下家常，問人家去哪里、去干什么。最對她胃口的回答是去醫院。這樣她就可以慢慢引出保險的話題。
她還總結：和抱孩子的人多聊保險，和不抱孩子的人多聊直銷。在邵陽老家，最可能成為她保險客戶的就是開大貨車的司機。
“農村人很少有保險意識。但貨車司機、小孩的家長這些人更容易接受。”黃冬艷自己說不清的，她就請老師幫忙。有時候，她也帶人去保險公司的平臺。她說人要學會借力用力。
黃冬艷有個信念：只要堅持下來，總有一天會成功的。“人家做四五年成功。我做六年、做十年。”
影視公司的老鄉安慰她不要氣餒。老鄉說，接下來一部戲請她演主角。黃冬艷明白這是玩笑話。自己又不會唱，又不會跳，哪有機會演主角？
不過，她還是忍不住有“紅”的希冀：“明星也是從底層做起的嘛！”黃冬艷站在邵陽農村老家未完工的房子前說。
在湖南邵陽老家門前，黃冬艷講述著自己這一年的新生活
離開的，肩負起男子漢的責任
“在深圳的時候，一人吃飽，全家不餓?，F在責任不一樣了，考慮的東西也不一樣了。”來寧夏3年中，老家親戚給鄧濤說了個媳婦。如今，他當上了爸爸，肩上的擔子重了許多。
曹彬有時覺得很累，但“一想老婆和孩子，為了他們還是得拼。他們還是理解我的。再累再苦還是繼續。”
除了黃冬艷，當年7名“時代工人”中，肖紅霞和彭春霞如今在家當全職媽媽，丘小院、李春英、鄧濤和曹彬等4人則依然在一線堅守。只是大家早已各奔南北西東。
2017年的夏天，成都比曹彬記憶中的深圳還熱。他每天早上7點不到就得騎電動車出門，去成都一所大學的工地上燒電焊。那是一座圖書館。校方要求9月1日對學生開放，工期很趕。
曹彬為包工頭能接下這活高興。像他這樣的電焊工，日薪不低，但問題是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干。開工即意味著最近的生活有了著落。
曹彬1989年出生。他的微信頭像是動漫人氣角色“海賊王”路飛。他和比自己大兩個月的妻子彭春霞是“時代工人”中年齡最小的兩個。
當初大家登上《時代》周刊時，“時代工人”吸引了國內多家媒體關注。曹彬的QQ相冊里還有大家參加湖南衛視綜藝欄目《天天向上》時的照片。
深圳某企業提出愿意聘請形容姣好的彭春霞擔任形象代言人。但被彭春霞婉拒。8年之后，曹彬不否認這有自己的原因。那時，他們兩個年輕人剛開始談戀愛，還沒有對外公開。
此后不到兩年，老家四川德陽的曹彬就帶著懷孕的妻子離開深圳到成都定居。他們是“時代工人”中最早離開深圳的。
除了父親和大哥，在成都的親友并不知道他們夫婦曾登上過《時代》周刊。“或許這件事在我們接觸不到的圈子里很有意義。但對我們本身沒有影響。”曹彬說。
2009年，他是萊依迪公司的一名技術員。雖然工資只有兩千七八，但工作內容與現在成天待在工地上，還總有人催著，相比并不繁重。
歲月一去不返。8年后，當年20歲出頭的曹彬已為人父。曾經無憂無慮的大男孩成了要扛起一個家庭的男人。
孩子出生后，彭春霞為照顧孩子，放棄了工作。一家三口生活重擔都落在曹彬肩上。
在深圳的時候，曹彬下班喜歡“宅”在宿舍看動漫?，F在每當工頭通知加班，28歲的他就感到踏實。有時人累得要死。“一想老婆和孩子，為了他們還是得拼。他們還是理解我的。再累再苦還是繼續。”
現在曹彬休息時，會陪兒子去游樂場或者動物園。孩子最喜歡的動物是熊貓和猴子。
至于工友們，近幾年聯系很少了。他依稀記得，前幾年的一個晚上，鄧濤給他打過一次電話。但電話里講的什么內容，他已記不清了。
“那是我剛到寧夏的時候。在礦上孤零零的，喝了點酒，突然特別想找人說說話。”2017年8月某天的傍晚，在寧夏石嘴山宿舍昏黃的燈光下，鄧濤聊起曹彬記不清的那次通話。
下班后，鄧濤在宿舍里看妻子從微信發來的孩子的視頻
7名“時代工人”中，鄧濤和曹彬是僅有的兩名男性。比起曹彬，1986年出生的鄧濤性格更為開朗。
鄧濤對深圳的回憶更多是技校畢業的同學們一同從湖南到深圳打工，下班之后一起吃烤串打籃球。“那時候，同學多朋友多。在萊依迪公司我們就有十來個同學。沒太多考慮工資。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很快樂。”
8年前的鄧濤萬萬想不到自己會一個人到遠隔千山萬水的寧夏謀生。曹彬彭春霞離開深圳不久，鄧濤回到湖南常德老家跟著熟人的工程隊做了一段時間水電安裝。
后來，親戚給他介紹了寧夏石嘴山一家爆破公司的工作機會。因為是國企，收入穩定，鄧濤決定到離家1700公里的地方碰碰運氣。
從常德坐火車到西安，再從西安坐火車到銀川，然后從銀川坐上大巴到一個叫白芨溝的地方。在賀蘭山腳下，第一次到西北的鄧濤驚嘆于四野雄奇蒼茫。
“大巴車上剛開始還有幾個人。進山之后，只剩我和司機了。很遠很遠的路，看不到一個人，一棟房子。當時真有點想回去。”
鄧濤終究沒有回家。性格合群的他很快和隊里的湖南老鄉熟識起來。爆破公司收入不錯。但去年因為政策原因，當地不少礦場停工，爆破公司沒了生意。鄧濤回老家休息了小半年，2017年夏天才剛剛又回到寧夏，重新開工。
原本公司通知新的爆破項目在石嘴山往北50多公里的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但在烏海市努力治理環境摘掉“黑帽子”的大背景下，項目沒有進展。
后來，公司將鄧濤在內的大部分工人派到當地一家制造炸藥的關聯企業。炸藥廠的活比爆破辛苦，要干很多力氣活，有時會忙到晚上十一二點。前兩天開會時，經理動員：一切以客戶為重，只要有訂單就必須得加班。
面對公司的種種變動，鄧濤只能咬牙堅持住。來寧夏3年中，老家親戚給他說了個媳婦。如今，他也當上了爸爸。
和曹彬一樣，鄧濤也從無憂無慮的男孩成長為要守護一個家庭的男人，肩上的擔子重了許多。
“在深圳的時候，一人吃飽，全家不餓?，F在責任不一樣了，考慮的東西也不一樣了。”今年夏天，沒有空調的宿舍熱得實在太厲害，他才花幾十塊錢給自己買了一個小風扇掛在床上。
有個老同學在深圳創業，招呼鄧濤回深圳發展。鄧濤動過心思，但想到自己的家庭，他又猶豫是否要踏出這一步。
“另外一個朋友跟著去了。我問那位朋友現在一個月拿多少錢。他說，還在初創階段……我現在有家有口，也不太好每月都催朋友發工資吧？”鄧濤現在的工作相對穩定。即使停工，每月也會有1000塊的保底工資。
老家的妻子想到石嘴山陪他，鄧濤去附近中介看了看租房信息，拒絕了妻子的要求?？剂亢墁F實——如果帶著孩子來，妻子照顧孩子也沒法出去打工。收入沒有增加，反而白白會多一筆房租支出。
如今的鄧濤比當初在深圳節約很多。
妻子又問他能不能回常德發展。但常德的薪水不如寧夏。面對現在處境，鄧濤有些兩難。
“總覺得這么下去不是個頭，但個人的能力很有限。說不定明年我就不在這里了。”迎著黃河邊溫和的晚風，看著附近晚飯后陪孩子到廣場上散步的父母們，鄧濤說。
肖紅霞協助丈夫張治儒做一些工人權益維護的工作
留下的，各有苦辣酸甜
李春英是唯一一位還留在萊依迪公司的“時代工人”。準確地說，李春英現在是萊依迪除了財務之外，唯一的名工人或者說生產主管。這家工廠的老板，早年在羅湖區曾有20多套房，員工將近200工人。
8年間，有人離開，有人成長，有人留下。深圳這座城市也變了很多——
“我們那個時候住宿舍?，F在工廠都不建宿舍了。老工廠有宿舍，年輕人也不愿意住。年輕人喜歡自己租房，一定要有網絡?，F在的城中村非?；鸨?。”
“當年我們背負著家庭負擔出來，找工作更在意工資?，F在的年輕人一開始就會問一個月能休幾天。他們會在意這份工作能不能體現自己價值。”
“現在工人整體對自我權利的意識都在慢慢改變進步。以前我們只要拿了工資拿就高興，有加班就高興?，F在的工人會考慮得更全面，比如我不想加班，你要我加班，還罰我款，就會想到《勞動法》。”
……
在租住的房子里，肖紅霞有很多感慨。
成為“時代工人”后，肖紅霞接受的采訪是7名工人里最多的。雖然年齡比黃冬艷和李春英小，但她一直是大家公認最有主意的“大姐”。當年美國記者也是先通過朋友聯系到肖紅霞，才有了7位工友一起登上《時代》周刊的際遇。
2011年，從萊依迪辭職的肖紅霞辦了一家時代女工服務部，義務為女工衛生健康、權益維護服務?？上?，后來因為資金問題，服務部難以為繼。
現在，肖紅霞主要在家照顧兩個兒子，同時協助愛人張治儒從事工人權益維護工作。在張治儒看來，深圳工人維權最明顯的變化是在2010年前后。
“此前，我們主要幫工人討要最低工資?，F在最低工資基本沒有問題了。更多是處理關于加班費、社保和公積金的案子。”張治儒介紹說，“這邊能打贏的官司，在周邊一些城市可能會輸?？傮w來說，深圳的就業環境還是規范透明很多。”
李春英是唯一還留在萊依迪公司的“時代工人”
李春英是唯一一位還留在萊依迪公司的“時代工人”。準確地說，李春英現在是萊依迪除了財務之外，唯一一名工人，或者說生產主管。
萊依迪公司的香港老板林信義1981年就來深圳發展。他見證深圳變遷的時間比工人們都要長。“1970年代，我常來深圳的水庫游泳。”到了上世紀80年代，林信義到深圳發展水產。搞水產的地方現在成了深圳的濱海大道。
“這20年，內地的服務業發展很快，分流了很多原本會進入工廠的勞動力。這也造成了勞動力成本提高，制造業招工沒當年那么容易了。但從內地的發展看，這是好事。”林信義感嘆。
據黃冬艷透露，林信義事業最興旺的時候，早年在羅湖區曾有20多套房，公司將近200工人。
林信義本人更喜歡以發明家自居。他目前就在設計利用LED進行激光治療的理療產品。李春英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出林信義設計的樣品，然后交給代工企業生產。林信義相信，公司現在涉足的領域遠比過去單純的LED照明有市場。
雖然黃冬艷和萊依迪公司還有勞資糾紛的官司在打。但她也承認，林信義是個對員工并不嚴苛的老板。這正是李春英愿意在萊依迪待下去的主要原因。自己在萊依迪的工作不累，愛人在深圳另一家工廠當生產主管，3個女兒在邵陽老家由婆婆照看。李春英自己賺錢自己花，每到周末還能和老公逛街，在一起看電視，生活自在。
7名工人中，近些年相對不太順利的或許要屬丘小院。當初媒體關注的時候，丘小院接受采訪時總說自己的理想是未來能擁有一間自己的店?，F在她暫時放下了這個想法。
2015年，原本幫她照料孩子的婆婆腦溢血引發偏癱，丈夫不得不辭工回江西老家照顧。婆婆去世后，積蓄花得差不多的夫妻倆帶著兩個孩子，一切要從頭開始。
不過，這位來自廣東梅州的女人，天生有客家人的踏實上進。雖然“這兩年兜兜轉轉”，她一直很認真地對待生活。
丘小院現在工作的依然是一家LED企業。這家公司不僅規模比萊依迪大很多，管理也十分規范。在這里，丘小院學到了很多過去接觸不到的管理經驗。“如果不離開萊依迪，我不會知道大公司平時是這么運作。”丘小院說。
肖紅霞（左）與丘小院
每天早上6點半，住在水田社區的丘小院就要出門坐789路公交車上班。
早飯一般在路上吃兩口。工廠8點鐘打卡，丘小院總是在7點40分到廠，一是為了保證不遲到，一是要在自己上工前，確認昨天夜班的狀況，做好交接準備。
2017年，丘小院最大的收獲是和愛人在梅州老家的鎮上買了套三居的房子。念完初中即外出打工的她漂泊多年，終于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家。10月21日，她的微信朋友圈是“喬遷大吉！”
“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相信以后會慢慢變好。沒有什么是過不去的。”丘小院說。從11月開始，丘小院的微信朋友圈又有了變化。她利用休息時間做起了微商。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擁有一家店，但總算離夢想近了一步。
深圳（寶安）勞工博物館門前的工人雕塑
盼望的，是下一代會更好
“我們這一代已經這樣子了。不能再讓他們重蹈覆轍，我要讓他們好好讀書。”沒有繼續讀書一直是她心中的遺憾，現在她希望把孩子帶在身邊由自己教育。
“他們是最早迎接太陽的人，又是最晚送走月亮的人。他們用勤勞、厚重的雙手托起了城市的美麗和輝煌。歷史可以見證：誰為深圳傾注了心血和汗水，誰為深圳貢獻了智慧和力量，誰把人生最美好的時光留給了深圳，誰就是當之無愧的深圳人。”
在深圳(寶安)勞務工博物館的展板上寫著這樣一段話。這座利用舊廠房改造的博物館是我國第一座以勞務工為題材的專題博物館，離肖紅霞現在的家不到500米距離。肖紅霞、黃冬艷、李春英、丘小院她們都去參觀過。
和來這座城市千千萬萬的打工者一樣，“時代工人”把自己的青春給了這座明珠一般的城市。
但肖紅霞認為，自己離深圳人還有一段距離。這些年肖紅霞搬了很多次家。她感嘆道：“你想在深圳待下來，總得有自己的房子。但寶安這附近已經沒有單價40000元以下的房子了。像我現在租的小產權房要賣100多萬元。”
回農村不是很實際的選擇。“老家一畝二分地，怎么夠吃？”肖紅霞說?，F在，她把希望寄托在了兩個兒子身上。老大5歲來深圳，還會說家鄉話。小兒子在深圳出生，完全聽不懂邵陽話了。“小的更愛念書。他說以后想當警察。”為此，肖紅霞特地給孩子報了跆拳道的興趣班。她希望兒子能成為真正的深圳人。
黃冬艷的想法差不多。2011年，兒子進了深圳的幼兒園，后來順利升入了附近的小學。辭職之后，依然不敢斷了社保的黃冬艷很感謝深圳的入學政策。
據了解，深圳是全國城市中隨遷子女入讀數量最多的城市。目前，深圳義務教育階段62.7%的公辦學位提供給了外來人口子女。根據深圳相關政策，非深戶適齡兒童，其父母只要持有有效居住證，便可為孩子申請在深就讀義務教育階段學位。當然，最后能否申請到公辦學校學位，要看積分情況。
“說實話，現在政策比前兩年寬松很多了。還有那個‘兩免一補’。讀書不用太多錢。”黃冬艷說。
還在努力的是丘小院。她的大女兒已經成功在深圳念小學5年級。今年夏天，她一直希望能幫在梅州老家念一年級的小兒子，爭取一個深圳的學位?？上?，最終沒有如愿。
“我們這一代已經這樣子了。不能再讓他們重蹈覆轍，我要讓他們好好讀書。”從小和弟弟由叔叔嬸嬸撫養的丘小院，初中畢業后到深圳打工。沒有繼續讀書一直是她心中的遺憾。
現在她希望把孩子帶在身邊由自己教育。據丘小院介紹，現在深圳相對緊張的主要是低年級學位，高年級反而寬松一些?，F在，丘小院的愛人回梅州邊打工，邊照顧小兒子。
不過，說起孩子，姐妹們最羨慕的恰恰是3個女兒都在老家邵陽念書的李春英。李春英念高一的大女兒是姐妹們孩子中成績最好的，2017年9月開學被選進了縣城高中的“火箭班”。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