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城中村深港城市建筑雙年展的四個“城中村”樣本
“城中村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帶，在清晰與混沌之間，在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體系之外?！?/blockquote>責任編輯：邢人儼
為了留住杭州的“最后一個城中村”，建筑師李馳和他的學生們設計了四套改造方案，分別把這里改造為“圍城村”“社區村”“淘寶村”和“美食村”。
在深圳南頭城中村，廚房、廁所散落各處，因此村民們大多穿拖鞋，模糊了室內和室外、公共和私人的邊界，形成獨特的拖鞋文化。建筑師何志森和學生尋找這樣的細節，項目最終呈現為展覽《圖解南頭古城》。
（本文首發于2018年1月11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拯救城中村深港城市建筑雙年展的四個“城中村”樣本》）
“城中村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帶，在清晰與混沌之間，在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體系之外。”
南頭古城是深圳的一座城中村，這里的人口密度大約是全國人口密度的68倍。
村里最重要的社交工具不是手機，而是凳子。隨身帶一只凳子，到處是朋友。坐到店門口，有人跟你聊天；尋到村民家里，有人遞給你蘋果、橙子，甚至歡迎你蹭個飯。
村里人大多穿拖鞋。因為家里狹小，上廚房、進廁所、洗衣、晾衣都得出門，整個村就是大家的共享客廳。只有少數人家裝了電視，傍晚六點，一些父母把小孩送到這里看兒童節目，自己外出兼職，七點再回來接；理發店卻開了二十幾家，湖南人去湖南人的店，四川人去四川人的店，一邊理發，一邊用方言開“老鄉會”，一坐就是二十多分鐘。換作外地人去了，理發師不茍言笑，幾分鐘完成任務。
2017年，建筑師何志森帶著一群建筑系大學生來南頭古城開工作坊。“去之前學生們想做一些設計，‘因為我們是設計師，要改造別人。’”何志森回憶，“當他們來到這里的第一天，就覺得什么都做不了，教科書上學到的任何東西在這個地方好像都廢掉了。”于是何志森決定不做設計，帶學生們觀察、記錄城中村的生活細節，學生們組成了“拖鞋小組”“電視機小組”“理發店小組”，歷時4個月，形成了他們的作品《Mapping（圖解）南頭古城》。
2017年12月15日，《Mapping南頭古城》出現在第七屆深港城市建筑雙年展上。這屆雙年展的主題是“城市共生”，一同展出的共有數百件建筑案例和藝術作品。展覽的場地就散布在南頭古城中。
何志森和學生們不僅描繪了這座城中村的隱秘生態，還發現了城中村與外界的奇妙聯系。南頭古城的一間糖水鋪開了二十多年，賣糖水的老阿姨每隔幾個星期都要去香港一家批發市場進特殊食材。在城中村里，這家店不僅賣糖水，而且成了父母接放學的孩子的固定地標。
“這個城中村的糖水鋪，竟然會聯系到香港的一個批發市場。‘共生’，并不是一個尺度上的共生，而是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共生。如果有一天香港那邊的批發市場倒閉了，那么可能這里的幾種糖水就做不了了。”何志森說。
“如果不拆，會成什么樣”
“2005年，深圳說要在五年內拆掉所有的城中村。我們當時花了很多時間說服城市規劃者。”香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杜鵑回憶。她參與了2005年首屆深圳城市建筑雙年展的策展工作，當時雙年展的一大板塊，就是“城中村”。
扎根深圳近20年的建筑師孟巖記得，正是在這一屆雙年展之后，整個輿論導向發生了變化，政府也提出了更柔性的政策：城中村應該逐村有不同的改造方法。2017年，深圳仍然留有320個城中村，它們的面積只占深圳市的十分之一，卻住著全深圳一半的人口。
2017年，深圳的城中村再次面臨拆除重建——由于深圳市把50%的用地劃入生態紅線，整個城市土地日趨緊張，平房、矮房轉向高層建筑，變得非常迫切。“目前深圳正在興起一個很大的城市更新熱潮，在這個熱潮中，大部分城中村處于危急的狀態。&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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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柯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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