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深圳產業升級過了多少坎？

南方周末：我們在近年采訪報道中發現，您在7年前發表的論文中所預見的“無邊界產業”崛起和深圳創新經濟爆發式增長等現象，都已經成為現實。能否談談“深圳奇跡”的實質及其意義？

唐杰：從創新經濟的角度而言，深圳并不是唯一實現生產方式轉型的城市，北京、杭州乃至上海和香港都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產業結構向創新經濟模式的轉型。

深圳的不同之處，是通過40年間的多次轉型，從工業制造產業鏈的最低端，走到了數字革命革命時代的最前端，并依靠市場分工深化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這兩大市場機制優勢，繼續推動跨界與組合式創新的爆發式增長。

過去三十年中，深圳幾乎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產業升級：從早期的“三來一補”為主，到規?；?、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在實現了機械鐘表、服裝印刷等傳統產業從低端加工向高端設計轉型之后，又進一步實現了從傳統產業主導向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變。

2016年深圳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深圳這一超乎尋常的產業持續跨越升級能力，已經超出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范疇，有必要從新的現象和理論角度對其進行研究與分析。

南方周末：深圳這一“異乎尋常的產業持續升級能力”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它跟深圳所集聚的華為、比亞迪等一大批創新企業群體之間有何關系？

唐杰：應該說深圳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產業分工的一個結果。從“三來一補”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亞洲四小龍轉移過來的國際化企業制造外包環節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形態。

在這一“歐美設計、亞洲生產”的全球垂直縱向分工體系中，被傳統觀念認為只是付出勞動力而缺乏創意創新的加工制造環節，也在大規模生產與分工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重要的創新升級。

以富士康為例，大家都覺得它只是在蘋果手機產業鏈下游的“血汗工廠”，但實際情形遠非如此。富士康領導曾向我們介紹，一臺蘋果iPad比如說有六個功能模塊，我的每個模塊良品率都達到90%，那么整個iPad規?；慨a的良品率只能達到70%，余下30%的報廢產品就成為了高企的制造成本。

但富士康說我每個模塊良品率都做到99%，整機良品率就變成了90%，而在良品率70%到90%之間的這塊利潤，就成為了別人無法跟它競爭的“壟斷利潤”。富士康自身也變成在電子信息產品工業化制造過程中，工藝性管理流程上的“最優創新公司”。最后甚至變成全球誰說自己是IT業領袖，首先要看是不是由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