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汪子嵩先生

汪子嵩先生遺像。（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

汪子嵩先生以他的人生抉擇和他生命的最后四十年，向我們展示了人如何可以以他的切實的、不慕浮名、不戀權位的艱辛勞作和創造，成就人生真正的偉大和卓越。

一、

2018年1月21日22時05分，96歲高齡的汪子嵩先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汪子嵩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史家。他1941 年入西南聯大學習哲學，先后師從馮文潛、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陳康等多位中國現代著名者，1945 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成為陳康（1902-1992）先生的研究生，由此走上了專治古希臘哲學的研究道路。當時，陳康先生同時身兼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的教職，我的業師苗力田（1917-2000）先生早汪先生一年考取中央大學研究院哲學研究所陳康先生的研究生，因而兩人實為陳康先生在大陸僅存的入室弟子。

西方古典哲學早在明末清初就傳入了中國，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一些耶穌會傳教士在和中國士大夫階層接觸時，也將古希臘、古羅馬的一些自然科學著作、道德哲學著作和形而上學著作或以轉述的形式，或以翻譯的形式介紹進來，其中，像亞里士多德的《范疇篇》《前分析篇》《論天》《論宇宙》《論靈魂》《氣象學》《尼各馬可倫理學》等都有譯介，因此，中國知識階層了解古希臘哲學，特別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實是從明末清初開始。但是，古希臘哲學學科在中國的成立卻是始自現代，在這一過程中，使中國的古希臘哲學學科達到國際水準、為中國的古希臘哲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學術基礎的，就是陳康先生。遺憾的是，陳康先生1940 年從德國學成歸國，1948 年即離開大陸，前往臺灣大學哲學系任教，因而，在大陸學界給我們留下的東西不多，只是幾篇文章和一本可謂空谷遺音的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譯注。因此，當我們談到在1980 年代那個百廢待興、思想解放的年代，沉寂了近三十年的古希臘哲學研究在國內重新煥發青春與活力，并為古希臘哲學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我們就不得不提到敬愛的汪公——汪子嵩先生。

熟悉汪先生的人，大概都知道他那個“我要回到古希臘去了”的人生重大決定。當時，正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的1978年，汪先生時任人民日報社理論部副主任，親身參與了其中許多具體的工作。但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汪先生作出了他人生當中的一個重大決定，這就是重新回到他所熱愛的古希臘哲學中去，尤其是回到對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的研究上去。我們現在已經不能知道汪先生當年做出這一決定時的具體想法。但是，或許，寫在1981年出版的《亞里士多德關于本體的學說》“后記”中的一段話能夠說明其中部分的原因：

1944年，我在西南聯大讀書，要作畢業論文，我對西方哲學史有興趣，想從頭讀起，就選了柏拉圖的哲學作為論文題目。第二年當了研究生，跟陳康先生讀了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書，開始學習怎樣從哲學家的著作中分析研究他們的哲學思想。不久就迎來解放，哲學史被拋在一邊，我轉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了。1959年，我的生活發生了一次轉折。1963年，讓我重新搞哲學史，并且要我講《形而上學》的課。當時有些愛好哲學史的同學告訴我，他們想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