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與人性、天命與天道”——歐美哲學與中國思想的一場精彩對話

方向紅（主持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今天我們聚集在這個地方，共同見證一場中法現象學的新時代的對話。馬里翁先生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和巴黎索邦大學的教授，我覺得他的成就的第一點，是在國際學術界重新激活了對笛卡爾的研究；第二點，是他在現象學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貢獻；第三點，他從現象學的角度回應了后現代哲學的挑戰，指出了哲學或者未來形而上學發展的方向。第二位嘉賓是中山大學的特聘教授，張祥龍先生。張先生曾在北京大學擔任現象學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現象學方面也作出了突破性的貢獻，他較早地把現象學作為一門學問、一種方法引入到了對儒家、道家特別是對中國天道的思考和探討里面，對中國哲學和現象學都做出了新的貢獻，最近這些年他重點探討孝道、孝敬，對現實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第三位嘉賓倪梁康先生，也是中山大學的教授。他是長江學者，是中山大學現象學文獻與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早年在現象學的漢語翻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在現象學領域內之所以能夠說話，說什么樣的話，以及怎么說，這些詞語和語法一開始是由他所規定的，他做了很多奠基的工作。最近這些年，倪梁康先生提出了“心性現象學”概念，他整合了胡塞爾的意識哲學、唯識學、儒學等等方面的思想，這在中國現象學運動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對話會的標題是四個關鍵詞，“心性”與“神性”，“天命”與“天道”。其中的三個分別對應對話中三位先生的主導思想，倪梁康先生的“心性”，馬里翁先生的“神性”（與現象學中的神學轉向有關），張祥龍先生的“天道”，這些關鍵詞與現象學傳統，特別是經典現象學有什么樣的關系？這中間的學理過渡是如何可能的？首先有請馬老師。

馬里翁：我先要思考的是，為什么在今天比在過去更加有可能在歐美哲學和中國的思想之間建立起關系？

中國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為什么說現在有理由更新關于西方哲學和中國思想的對話？在二戰后直到今天，所探討的問題主要這兩個方面：歐洲主要是繼承了理性主義，德國哲學的傳統，還是以形而上學與觀念論為中心，主要任務在于為理性制定規則；中國，思想家把中國思想作為歐洲理性的對立面來看待，把中國思想解釋為一種智慧，當作是不可被翻譯為西方語言的思想，迄今為止的中西對話就一直表現為一種對立和沖突。

在法國，哲學家們總認為中國思想作為一個總體，是完全不同于歐洲哲學的。這就導致了兩種情況。一是認為中國思想和西方思想完全沒有關系，另一種是認為如果要思考中國思想，就不能以歐洲哲學的思維方式來思考，這樣也就假定了歐洲傳統是一直不變的。

這種想法表現在許多的法國漢學家那里，一個代表就是法國漢學家于連。他認為中國思想，比如說“道”，完全不同于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西方思想傳統。

但我認為，歐洲哲學正經歷著一個重大的轉變，因為從胡塞爾、海德格爾以及他們的繼承人開始，已經賦予理性以一個新的意義，使它比傳統哲學對理性的定義更寬廣。

傳統形而上學有兩個重要的概念，一是同一性，一是充足理由律，現在都受到了批判和理論上的超越，在現象學中，這種超越就表現為，把認為是不能被對象化的現象納入到現象學的領域中?，F象不再只包括對象，也包括“事件”和我所說的&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