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悲哀

1983年我赴美到費城二哥家，去探望90歲的父親，我已53歲。他變得老邁體弱，失去往年奔波打官司的氣勢。圖為費城唐人街。（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那是距今已71年的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夏，我從北平盛新中學，轉到剛由四川遷回沈陽的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高一年級讀書。記不得父親是由哈爾濱通過封鎖線來到沈陽，還是由朝鮮仁川來到沈陽的。我們都住在南市場的家中。他身穿長袍頭戴禮帽，每天忙著為叔叔楊子平與大漢奸鄭孝胥侄子鄭岳先打官司的事情。楊子平（從和）1936年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以“反滿抗日、共產黨、英美偵探罪”槍殺。

只知道父親是單槍匹馬關里關外地奔波，好像還擔心漢奸的黑勢力暗害。具體情況我一概不知，但永遠不忘1947年初，我剛過17歲，到沈陽飛機場送父親去北平。眼見穿著長袍的他淹沒在登機的人群中，我流淚了。那是我與父親分別近四十年的最后一面。后來他去了朝鮮仁川，去為爺爺和堂叔楊從諤被日寇殘害討血債。從此國內內戰激烈，他與我們就天各一方了。

一個家庭中很多事家庭成員不會都了解，父親很多事我們也都不清楚。何況當時他的老母、賢妻和我的大嫂及姐妹去哈爾濱，我們溫、良、恭、儉、讓五個弟兄不是在外地（二哥先良已赴美國留學），就是住校讀書，都無法協助父親，他只能孤軍作戰了。

1983年我赴美到費城二哥家，去探望90歲的父親，我已53歲。他變得老邁體弱，失去往年奔波打官司的氣勢。耳聾行動不便，每天在電視前打盹，在自己書桌前抄錄《圣經》小楷，可是一談起叔叔、爺爺的冤案，他一再說“死不瞑目”。

此刻我才知道父親幾十年來，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