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談論“民國范兒”時，忽視了更多讀書人 瞿駿談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

傳統時代“教科”與“經典”基本合一。圖為《倫敦新聞畫報》所繪制的北京一所蒙學男校課堂場景。（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3月29日《南方周末》）

梁啟超一句膾炙人口的“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于他而言是夫子自道和自我期許，但對萬千讀者，則是一生命運的改變和人生意義的轉換、消解乃至虛無。

2017年底，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瞿駿的新書《天下為學說裂》出版。此書著眼于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書中閃現的洞見常讓讀者聯想到很多時代。

作者描述出轉型期“思想在路上”的情境，提出并回答了一系列重要且有趣的問題：“驅除韃虜”主張背后充滿歧義的民族意識如何被建構和接受；為什么辛亥革命被一些人視為不成功的革命；“思想革命”革出什么，“文化運動”動出什么？它們背后的共同關切是“學說”和“讀書人”在轉型期的作用。

在瞿駿看來，清末民初的“學說”常體現為“言辭“，而言辭有兩面性。經歷晚清民國的學人夏曾佑曾說：立憲派、革命派終日所言不過是歐美、日本的“粗跡”，對本國的歷史、現實卻看不見、不屑說。同時代的政治人物袁世凱卻認為“人心由學說定”。李大釗也說：吾國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覯，平心論之，清室非有兇暴之君，民軍不過一旅之眾，而黃鶴樓頭，一呼百應，謂非由于國民思想之變化而何也？

攪動時代漩渦的讀書人亦被大潮裹挾。以往學者多關注大知識分子在轉型期的處境與作用，瞿駿卻將目光投向寂寂無名的小知識分子：他們的求學成本；革命給他們帶來的希望與失望；他們與一呼百應的“時代巨子”不對等的競爭。

用瞿駿的話說，大家都在若有識若無識當中隨著世界潮流走，尋找思想與文化的“定點”和“終點”幾乎不可能，新思想隨生隨滅，“覺悟者”留下的只有懷疑。“懷疑一切”讓讀書人產生如蔡元培所說的普遍心態：常想用簡單的辦法，短小的時間，達他的極端主義。讓情形更為復雜的是，思想革命背后常有“利欲”與“意氣”之爭，啟蒙可能是生意，民國教科書也可能是生意。

《天下為學說裂》捕捉并呈現了歷史的復雜況味。后人看到“必然性”的同時，也該看到復雜性。單線條的歷史敘事妨礙人們對現實的理解，而復雜、多元的歷史敘事是對這種理解匱乏的補益。

晚清比“五四”有趣，“五四”比后面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