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架上被海水泡皺的書
我最早的書架,是一個肥皂箱,能裝兩抽屜的書,上山下鄉時帶著放在知青宿舍的草棚中,上大學時塞在上下鋪的床底下。
責任編輯:劉小磊
余中先
(本文首發于2018年3月29日《南方周末》)
我最早的書架,是一個肥皂箱,能裝兩抽屜的書,上山下鄉時帶著放在知青宿舍的草棚中,上大學時塞在上下鋪的床底下。
青春年少時,趕上“閱讀饑渴”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基本無書可讀,但求知欲旺盛,便四處找書來讀。所謂找書,一是偷(從被查封的閱覽室、圖書室順幾本出來),二是借(借來的書大都無封面封底,前后都缺幾頁,因為已經被人翻爛了,因此,書名及作者往往不得而知),三是傳(一本書到了我們手中,約好誰上午讀,誰下午讀,誰晚上讀,往往三四天里就有十來個人讀上了),四是買(“文革”后期,也有一些好書出來,至于粉碎“四人幫”之后的1978年春天,更是我在海淀書店買書的黃金時期)。
記得后來,有記者來采訪,問起對我影響最深的幾本書,我提到了《水滸傳》《約翰·克利斯朵夫》《世界通史》,另外,還有《魯賓遜漂流記》和荷馬的兩部史詩。
中國的四大名著中,我最早讀到的是《水滸》,那是“文革”中期,我十四歲,我的三叔家有《水滸》,我便借來讀。少年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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