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世界：五四時代讀書人的徘徊

五四時代，少壯的傅斯年（左）已承認 “現在還只能有以民族為單位的世界運動”這一現實，而老輩的梁啟超（右）仍向往著建設一個“世界主義的國家”，他強調要“一面愛國，一面還有超國家的高尚理想”。

關于“五四”帶來的變化，過去一般較多注意“個人”的淡出和“群體”的凸顯（落實在 “國家”、“民族”之上）。而“五四”前后也是西潮沖擊以來中國人最愿意把自己和“世界”聯系在一起的時候。當巴黎和會的結果告訴中國人，“世界”仍是一個外在的區域，尤其世界性的“公理戰勝”其實并不包括中國之時，“國家”、“民族”與“世界”這些新詞匯之間的關系就未必融洽，甚或可能對立了。風潮來時，最易激動的青年學生首當其沖，也是所謂現代社會的常態。

當年的學生因巴黎和會的刺激轉而偏向民族主義，是一個不爭的現象，但這種轉變在我們的歷史記憶中似太直白。其實“五四”帶來的變化未必一致：從趨重個人到趨重群體，“五四”前后的確呈現出很明顯的轉變；但此前面向世界的趨勢卻仍在持續，即民族主義的興起并未立刻導致世界主義的衰落，較明顯的轉變要更晚才出現。這一動向過去未受關注，部分即因歷史的豐富性被忽視，使我們寫出的歷史都“簡明扼要”得像電線桿，其實歷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鮮活的樹，有主干也有枝葉。

兩代人的相互調適
清季梁啟超最反對中國人知有個人、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責其老師康有為；如今卻強調既要知有國家，更要知有個人和世界，幾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

1918年歐戰結束后，許多中國讀書人將其視為新紀元的開端，康有為、蔡元培和李大釗等見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與過去之我戰”的梁啟超，更有非常明顯的轉變。他以前曾經主張世界主義是理想，而民族主義是現實，如今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梁啟超在清末曾指責中國人沒有國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也就是說，中國人一向重視“個人”和“世界”，而忽視其間的“國家”。如果梁啟超看到的真是中國的“傳統”（這與 “修齊治平”的傳統進程顯相抵牾），則以反傳統著稱的新文化運動，倒呈現出明顯的傳統意味。那時的兩大主流正是“個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當時北大學生傅斯年說的一句話：“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

當年人所說的“階級”，略同于今人所說的“階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許也受梁啟超的影響。梁在1912年曾說，“我國數千年教義習慣，由國家等而下之，則地方思想、宗族思想、個人思想甚發達焉；由國家等而上之，則世界思想甚發達焉”。而對處于兩者“中間之一階級曰國家者”則少有心得，故國家思想“發育濡滯，而至今未能成形”。兩人所見當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間階級”較寬，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啟超卻將這些都歸于與個人同類的一頭，特別強調“國”是最應重視的單位。

到“五四”時，梁啟超的見解已變，主張“國家是要愛的”，但“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