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先生的通史旨趣與“史界聲光”

“說明中國社會的總相”

我國老一輩史學家，不少都有寫一部中國通史的愿望；而畢生致力于撰著一部中國通史者，僅呂思勉先生一人。然而，對于向來所謂的歷史的“資鑒”功能，呂先生是否認的。在呂先生看來，“資鑒”的歷史觀，是向后看的，是照老樣子做的歷史觀，是導致失敗的歷史觀。而呂先生的通史旨趣，就在于通過研究歷史，“用以說明現社會，因以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途徑”。惟其如此，對于“偏舉一端，欲涵蓋全史”的治史的方法，亦即用政治史涵蓋全部歷史的方法，呂思勉先生是堅決反對的。他指出：“史學所要明白的，是社會的一個總相”；“社會，實在政治的背后，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社會是整個的，雖可分科研究，卻不能說各科研究所得的結果之和，就是社會的總相”。

基于這樣的認識，呂先生強調：必須用各種社會科學的理論，對社會的方方面面分別加以觀察；而能夠對社會進行“綜合觀察的，就是社會學”，必須用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綜合性研究，才能“說明中國社會的總相”。呂先生認為，只有這樣的歷史，人們讀了，“才會有革命的思想……，才知道人類社會有進化的道理。……從前的人，誤以為讀了歷史，才知道既往，才可為將來辦事的準則，于是把歷史來作為守舊的護符，這才是誤用了歷史的。若真知道歷史，便知道世界上無一事不在變遷進化之中，雖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所以，歷史是維新的佐證，不是守舊的護符。惟知道歷史，才知道應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所當盡的責任。”

正是出于對西方社會科學的重視，呂思勉先生甚至提出，應該在中學教授社會學，使學生對社會發展略知“匡廓”，以取代通行的歷史教育。他以自己為例，說早年通讀二十四史一遍，卻毫無心得，就是因為沒有社會科學的根柢。但是，在中學教授社會學，畢竟只是一種設想。按當時教育部的規定，能夠付諸實行的，只能是歷史教育。于是，把社會學的理論貫徹于中學的通史教育，使通史教育成為國民教育，就成為呂先生通史旨趣的另一所在。他甚至建議中學歷史教育，“不妨以社會學為之經，而歷史轉若為其緯，引社會學以解釋歷史，同時即以歷史證明社會學之公例，兩者如輔車之相依也。”

呂先生自15歲讀史，到73歲去世，58年間，寫過多部針對不同讀者的中國通史。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