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了半個世紀的翻譯精英 清河翻譯組的故事

1959年，毛澤東（右一）在杭州與胡繩（右三）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料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4月19日《南方周末》）

“清河編譯組”和“北京編譯社”這兩個機構當年翻譯的不少譯著一直都在重印。雖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如今都已經故去，但是他們為新中國的翻譯出版和文化教育事業做出的杰出貢獻，不應該被遺忘。

但凡對1950-1960年代的外國學術、文學和政治類圖書的翻譯與出版情況有過關注的人，一定都會對“清河編譯組”和“北京編譯社”這兩個機構多少有些印象。事實上，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以后，這兩個機構當年翻譯的不少譯著一直都在重印，以前積壓的舊稿也陸續有新刊；更不用說，其部分劫后余生的成員在新時期中國的翻譯界、出版界、學術界、教育界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雖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如今都已經故去，但是他們為新中國的翻譯出版和文化教育事業做出的杰出貢獻，不應該被遺忘。

遺憾的是，由于歷史的原因，此前國內一直缺乏關于“清河翻譯組”和“北京編譯社”的系統介紹和權威說明，甚至就連《中國翻譯詞典》這樣的大型專業工具書都沒有專門設詞條。近些年來，得益于黃鴻森先生的努力，“北京編譯社”的一些基本情況得以披露（參見黃鴻森：《譯書·編書·寫書》，載《親歷新中國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黃鴻森、宋寧、郭健、徐式谷：《北京編譯社對我國翻譯出版事業的貢獻》，《出版發行研究》，2017年第6期）。然而，對于“清河翻譯組”，至今未見任何總體性介紹。

筆者不揣淺陋，試圖把目前關于“清河翻譯組”的非常零散、模糊的回憶和記述做一些補綴和貫通，大致描繪出它的來龍去脈。文中揣測、錯漏之處在所難免，唯請當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補充，俾使半個世紀前的這一陳跡往事不致完全湮滅。

翻譯組的成立

所謂“清河翻譯組”指的是1950-1960年代，北京市監獄（俗稱北京市第一監獄、半步橋監獄，原址在北京市宣武區自新路21號，1993年9月拆遷）利用在押服刑的犯人以及刑滿釋放留場就業人員為相關機構（以出版社為主，也有其他企事業單位）提供外語翻譯服務以及完成上級交辦的其他翻譯任務而設立的生產小組。

新中國對在押犯人實行思想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改造方針，所有服刑人員在監獄中都需要進行強制性勞動。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北京市監獄使用“北京市清河聯合工廠”的名稱，旗下有襪廠、塑料廠、印刷廠、毛巾廠等，另有工程隊、翻譯組等生產單位。

北京市監獄系統的勞改、勞教單位多以“清河”“新都”“新生”命名，“清河”的名稱沿襲自北京勞改農場的前身“清河訓練大隊”，寓意是“昭示他們通過清清的河水，洗滌前非，重新做人”。因此，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清河翻譯組”的“清河”理解為北京市海淀區的清河鎮（街道），也不能把它理解為隸屬于北京市監獄系統的、新中國第一個勞改農場清河農場（俗稱茶淀農場，北京市在天津寧河境內的一塊“飛地”），雖然清河農場也曾存在過相關的業務。

“清河翻譯組”是何人發起、何時啟動、何時結束，其運作方式如何，以及曾經有哪些人士在其中服務過？

出版界老前輩陳鋒、汪守本回憶說，1954年8月出版家郭敬調任時代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他對時代出版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和清河勞改農場聯系，利用在清河監獄中服刑的、精通外語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知識，為時代出版社翻譯某些書籍或給某些稿件作初步加工。……這個建議得到了公安、司法部門的贊同與配合”（《商務印書館恢復建制的前前后后》，《商務印書館一百年》，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576頁）。

這個說法從道理上是完全講得通的，但我們檢索發現，時代出版社譯者署名為“清河”的譯作從1954年6月開始即有出版，并且主要集中在1954、1955兩年。“清河”譯的出版物共計有80種左右，時代之外的大約8家出版社出版了30種左右，特別是中華書局、五十年代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在1953年就有“清河”署名的譯著，都早于時代出版社。黃鴻森也推測說，“北京市監獄曾在1953年左右抽調通曉外語的犯人成立翻譯組，稱清河翻譯組”（《北京編譯社對我國翻譯出版事業的貢獻》，第108頁）?？梢?，獄中翻譯組動議于郭敬一說不能成立，它的成立時間應早于1953年6月。

不過，說清河翻譯組最初主要為時代出版社譯書，因而與郭敬有很大關系，卻是完全可能的。時代出版社在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