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的版權公案

1985年王世襄在香港出席《明式家具珍賞》新書發布會（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5月3日《南方周末》）

“雖然1980年代香港三聯與文物社和王世襄先生的合作，我無緣參與，但是我因近年來的工作關系，應該算是一個知情者，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王世襄與香港三聯有關《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賞》兩書的后續合作以及最后終止合作，都是我直接經手的。所以我也可以算是這場公案的重要見證人。”

一

1985年8月，大型圖冊《明式家具珍賞》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它的編著者、著名文物專家王世襄先生親赴香港參加新書首發式，一時引起轟動。這是中國人有關明式家具的著作第一次呈現在世界面前，王先生為此非常振奮和激動，他為主持本書編輯工作的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蕭滋題詞：“從此言明式，不數碧眼胡”，顯示出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豪和愉悅，而他給責任編輯黃天的題詞“先后奮戰，共慶成功”，表明他對編輯出版工作十分滿意。

但是，作為本書的編著者，王世襄隨后發現，自己完全沒有從本書的出版中獲得應有的報酬。他最終得到的，只是文物出版社轉給他的100冊樣書，而稿費全無。對于香港三聯書店（以下簡稱“香港三聯”）與文物出版社（以下簡稱“文物社”）合作出版此書，他自然是知情的，但是，作者的報酬如何計算，卻從來沒有人與他提及。經了解，他得知此書很快再版，到1988年，就有包括臺灣中文本以及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等九個版本問世，出版社顯然贏利頗豐。然而香港三聯支付給轉讓版權的文物社的全部報酬，不過是1400本畫冊的內文印頁。于是王世襄覺得，文物社代表他所做的這場版權交易，是莫名其妙地將屬于他的著作權賤賣了。

王世襄自此開始走上維權之路。由于他知道文物社和香港三聯的合作，是將他的學術專著《中國傳統家具的黃金時期——明至清前期》拆作兩種，即《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前者作為圖冊已經出版，而后者作為學術著作尚未出書。于是他要求收回《明式家具研究》的版權，為此和文物社發生了長期爭執。但是他一直不想把問題公開化，始終隱忍著內心的委屈。

直到2002年，王世襄決定徹底解決這兩本書的版權問題。他邀請了媒體記者，一吐胸中郁悶。當年7月3日，《中華讀書報》以“王世襄與出版社的一起版權糾紛”為題，刊登祝曉風的長文，把王世襄和香港三聯及文物社的合作，作為“作者上當受騙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將其來龍去脈完整呈現。此文引起國內幾十家報刊爭相轉載，自然喚起讀者對王世襄的無限同情。但是此文畢竟只代表當事人王世襄一方，盡管它在替王世襄伸冤這方面無可厚非，但是因為作者寫作前并未征求過香港三聯和文物兩家出版社的意見，所以文中有些內容，不夠客觀公正。很快，文物社就給《中華讀書報》發去公函，對此文提出諸多質疑。為表示客觀立場，這封公函也被刊登在當年11月27日的《中華讀書報》上。自此，由《明式家具珍賞》出版引發的版權糾紛成了一場公案。

祝曉風的文章發表時，我正在香港三聯主持出版工作。雖然文章所言1980年代香港三聯與文物社和王世襄的合作，我無緣參與，但是我因近年來的工作關系，應該算是一個知情者，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王世襄與香港三聯有關《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賞》兩書的后續合作以及最后終止合作，都是我直接經手的。所以我也可以算是這場公案的重要見證人。

王世襄與李昕商談續約問題的信函（資料圖/圖）

當初，讀到祝曉風的文章，看到王世襄對香港三聯前總經理蕭滋先生多有微詞，其中引述王世襄致香港三聯新任總經理的信這樣說：

大家都清楚：當時了解《明代家具珍賞》一書的國際行情，可以出多種文本及一文多本（如英文本就有五個）暢銷全世界的是蕭滋先生。瞞著作者，將他蒙在鼓里，和文物社搞非法交易，用1400本畫冊內文頁換取作者所有的世界各種文版的版權，也是蕭滋先生。大陸作者多年出不了書，對版權法又一無所知，因此有機可乘，只須略施小技，給點小恩小惠，便可使他俯首貼耳，感恩不盡，撈到大便宜；了解以上情況的也是蕭滋先生?？傊?，蕭先生的精心策劃，掘了陷阱讓人跳，實在不夠朋友。盡管他為貴店撈到了便宜，但實在不光彩！他本人和貴店必將為此付出代價，至少是聲譽上的代價！

這分明是說，蕭滋為王世襄出書根本是一個陰謀，而香港三聯也參與了坑蒙拐騙。王世襄對此氣憤已極！

以我對事情經過的了解，我當時就感到蕭滋先生被冤枉了。在這個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