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思考經濟增長問題的幾部名著

方紹偉，華中科技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政治經濟興衰研究，著有《持續執政的邏輯》（中國發展出版社，2016）《中國不一樣》（中國發展出版社，2013）《中國熱》（新華出版社，2009）（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5月3日《南方周末》）

自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以來，長期增長原因一直是經濟學里最被關注的重大問題之一。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增長問題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新動向，目前，對問題的研究似乎進入了一個爆發理論革命的準備階段。有幾部經典名著一直對這場理論革命的發動起著推進作用。盡管勾畫這場理論革命的進展可能為時尚早，這幾部經典也未必毫無缺陷，但它們確實深深地影響著我對問題的思考，并激勵我投入到相關的研究中去。

下面要介紹的就是解釋長期經濟增長原因的這5部經典名著，它們是：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1920—2015）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81）和《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1990），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1937— ）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1997），美國經濟史學家斯蒂文·愛潑斯坦（1960—2007）的《自由與增長: 1300—1750年歐洲國家與市場的興起》，還有美國經濟學家阿夫納·格雷夫（1955— ）的《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的興起》（2006）。

按照問題的次序，我先介紹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地理決定論是增長問題里的古老學說，但是，戴蒙德的書卻給這個舊學說注入了新的活力。戴蒙德的結論很簡單，社會發展差異的原因以及先進社會能夠征服落后社會的原因，在于各個社會的組織方式和技術差距，而組織方式和技術差距的終極原因，則在于人類初始時期的環境和物產差別。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戴蒙德的書風靡了全世界，因為他的論證充滿了多學科的奇光異彩和傳奇故事。更加重要的是，戴蒙德的論點確實充滿著理論張力，地理環境確實間接地影響了經濟增長，第一是通過制度（環境-農業-剩余-產權-國家），第二是通過文化（地緣規模-博弈偏向-行為規則），第三是通過生產和交易成本（地緣規模、氣候病害、交通利弊、資源物產、要素稟賦）。完全否定地理決定論顯然是輕率的。

但是，戴蒙德僅僅提供了一個“并不充分的正確開端”，因為，宏觀地理環境確實也無法解釋很多微觀差異。要害在于，從終極環境因素到社會差距的因果分析中，更重要的是終極環境因素起作用之后的那些直接因素，特別是由地緣物產、農耕馴牧發展而來的與國家政權形式相關的制度文化因素。這自然就讓我們轉向了諾思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和《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兩書。

諾思的一生為我們貢獻了十來部著作，但我認為最突出的是上述這兩本。諾思的著作開創了“新經濟史”這樣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他從產權制度和制度變遷角度去探究人類的經濟增長史，前所未有地深化了我們對經濟史的理解和把握。從諾思開始，制度決定論成為長期增長研究的新范式，“言必稱制度”也成為這個學術新潮的亮麗標志。

制度對增長來說為什么重要？因為制度提供了行為激勵和穩定預期，正如《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提出的“諾思悖論”所說，國家的制度供給和制度政策，決定了一個社會的經濟興衰。諾思自己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里總結說：在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他把制度視為經濟績效的決定因素，用相對價格變動解釋制度變遷和有效制度出現的原因，而把無效制度的存在，當成這個理論框架的反例，并將其歸之于統治者的財政需要和個人算計。在1981年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里，他放棄了制度有效率的觀點，認為統治者會為自我利益而施行反增長的產權結構。到了1990年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他才用交易費用、有效尋租、組織與制度的互動等等，進一步解釋了為什么競爭壓力沒有導致統治者采用更有效的制度和政策。

在這兩本書、特別是第二本書里，諾思詳細分析了決定增長的政治經濟制度、技術、人口、文化及意識形態等社會特征，并且在實際上給出了一個完整的增長要素結構，即從制度決定論，通過正式、非正式規則的新概念，轉向了“制度與文化組合決定論”。但遺憾的是，諾思沒有把制度-文化分析用于發展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里提出的新古典國家模型，從而未能把一個完整的形式理論用于重新解釋經濟增長的實際歷史過程；諾思也沒有通過制度-文化分析，把他的制度變遷理論“內生化”，從而未能用內在因素去解釋制度變遷。他的“后繼者”阿西莫格魯也同樣沒能完成這個任務，而這，也正是愛潑斯坦的《自由與增長》及格雷夫的《大裂變》日益引人矚目的原因。

在《自由與增長》一書里，愛潑斯坦正確地指出，諾思忽視了動態的主權效力問題，誤用了“充分主權假設”去分析前近代歐洲國家的不充分主權狀態，導致夸大了不充分主權狀態下的國家掠奪，也因此看不到充分主權的統一國家才是近代經濟增長的首要條件。

《自由與增長》所突出的，是新制度經濟學忽視的市場統一協調的主權基礎問題。強權國家對私人產權的掠奪，確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障礙，但脆弱國家對市場統一協調的無能，同樣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障礙。在愛潑斯坦看來，產權制度的根基是主權制度和主權秩序，國家主權制度是現代經濟發展所需的市場制度的第一前提。

主權效力與產權保護存在某種時間上的先后順序，在時間先后的意義上強調主權效力的基礎性和重要性是符合邏輯的，可是，主權效力的強大，并不必然因市場整合的成功而自動導致增長，因為主權效力既可以是“保護之手”也可以是“掠奪之手”。在主權效力和產權自由之間，不僅存在一個時間順序和保障程度問題，而且還另外存在一個制度持續性問題。愛潑斯坦沒有由此進一步分析主權效力的歷史變遷、背后原因及對增長的影響，也沒有由此提出一個新的國家理論模型。他給我們留下的問題是：政治自由在怎樣運作的情況下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有效且有限的政府”是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有效且有限的政府”是倡導推動出來的還是演化博弈出來的？

格雷夫的《大裂變》則從制度內生的角度對諾思的理論提出不滿。諾思用相對價格變動解釋制度變遷，用文化或非正式規則及其粘性解釋新制度的有限效果；但這是在用一種分析框架解釋制度變遷，而用框架外的因素解釋制度無法變遷。在格雷夫看來，諾思的這個理論邏輯不能令人滿意，只有先把相關的非正式規則融入制度分析，用非正式規則解釋制度變遷的障礙才是合適的。

《大裂變》研究的是中世紀后期（1050—1350）地中海穆斯林世界和歐洲的經濟發展及其制度文化背景，并以此推測穆斯林世界領先而隨后又落后于歐洲的原因。該書的獨特之處是，格雷夫在通常所說的制度規定人類行為及制度外生于經濟體系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包括規則、信念、規范和組織在內的制度如何內生興起和演化變遷。格雷夫認為，中世紀后期的西方發展出一種不同的制度，國家和氏族都不是這個制度的核心，自治化、非血緣化及個人主義的社團式組織，才是這個不同制度的核心；西方中世紀后期的這種特殊社團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經濟制度，才是前近代西方發展和近代西方興起的關鍵原因。

可是，格雷夫的《大裂變》沒有把最重要的國家制度納入制度內生論，沒有由此確立一種新的國家理論；它對非血緣自治社團的強調，則因為對自發、自治與強制的邏輯對接關系缺乏分析而走上了反國家主導論的極端，諾思所正確堅持的“國家決定經濟興衰”的命題因此被錯誤地消解了。

以上對5部經濟增長經典名著的評介包含了一個明確的思路：制度與文化的內生組合分析非常重要，新的國家理論以及相關的公共經濟效率問題非常重要，整合不同增長要素并包含核心邏輯的理論綜合非常重要。在我看來，醞釀中的經濟增長的理論革命，必定是這三個方面出現重大理論突破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