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汶川 | 災區干部沒對媒體說過的心里話 黨校教授和她的476個采訪對象

北川公務員鄧大姐在北川電影院門口學太極，她不愿再提失去親人的過往經歷。（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他們找了一塊紅布把女兒骨灰包起來，夫妻倆輪著掛在胸前，想著以后永遠跟女兒不分開了。

骨灰背了八個月，不方便就背在背上，睡覺時掛在胸前。與同事一起住在很擁擠的地方，他就挨著女兒的骨灰睡，但從沒有人問這是什么東西。

“5·12”地震后的第五年，2013年5月12日，四川省委黨校黨史黨建部教授王春英和她的團隊來到汶川，正式啟動一個災難口述史的研究項目。選擇這個時間為起點，是災難口述史研究的一個學術要求：不能早，搞早了受訪者還沉浸在悲痛當中，沒有思考；也不能晚，搞晚了受訪者會淡忘。

采訪對象是經歷過地震的干部群體。其中汶川153人，北川323人，從副縣長到普通公務員，還有村干部。研究團隊分成兩組，每天上午一個，下午兩個，晚上一個，一天能采訪八個人。

項目的初衷，是關于地震災害的應急管理，通過采訪干部總結經驗教訓，提高執政能力。然而，等到了災區之后，情況變了，王春英用“震撼”形容自己的感受。她發現，面對這么大的災難，技術層面的東西是次要的，精神層面的東西更為重要。

采訪時，王春英非常注重細節。主要就是聽，對方愿意講就講，不愿意講也不會追問，不會盯著對方看。記錄員是背對著受訪對象的，攝像的人也只是專注于弄設備。另外，強調是收集材料，承諾為對方保密。

即便如此，最初也并不順利。特別是在北川，雖然是組織部門提供的名單，但干部們仍然排斥。“跑了很多次，一會這邊不行，一會說那個文件的章不對”。后來，王春英發揮系統優勢，聯系到北川黨校的一位副校長，說就從你開始，感受一下我們的工作方式，如果依然不接受也可以。對方說最多給你二十分鐘，沒想到一打開話題，講了將近四個小時。

后來，干部之間相互傳遞，采訪變得容易起來。甚至在離開北川之后，還有名單之外的干部主動打電話，問她什么時候再過來，也想說一說。這位學歷史出身、從沒受過心理學訓練的黨校教授，被受訪干部當作了心理醫生。

大部分干部在采訪中都哭，王春英和助手也經常陪著哭，有的干部反過來安慰他們，感謝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