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汶川 | 不能忘記的汶川“過客”

作為映秀救援時武警部隊警銜最高的指揮官，暴玉懷說，“先救孩子”，當時指揮部有人就先往學校派。他身后的漩口中學，震后作為遺址被整體保留。（受訪者供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十年前，在最慘烈的大地震一線，軍人和救援志愿者徒手打撈每一個生還的希望；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汶川過客”，他們的一些戰友長眠異鄉。

十年后，他們回歸普通人生活，依舊是國家和民族的榮光；而留在身體和精神里的汶川印記，伴隨他們經歷十年冷暖，甚至影響了人生選擇。

時隔十年，看到“敬禮娃娃”郎錚的尋人告白后，6名“解放軍叔叔”給他打來了電話。

2008年5月13日上午，北川曲山幼兒園廢墟中，3歲的郎錚被救出后，被8名戰士架在一塊小門板做的臨時擔架上。左小臂骨折的郎錚舉高右手，向軍人敬禮。

打來電話的其中3人陳德永、李帥、趙興滿，正是當年抬擔架并把郎錚從廢墟中挖出的戰士。“李帥還記得，郎錚被救后的第一句話是‘我的鞋去哪了？’后來他還送了一雙新鞋。”郎錚的母親吳曉紅說。

“他們都不愿意面對媒體。”郎錚的父親郎洪東說。他曾帶孩子到13集團軍37師裝甲團探望那些戰士，但他們退伍后就失去了聯系。

無論在鏡頭內外，當年的許多軍人和志愿救援者，十年后都選擇了低調。在他們眼中，“偉大的抗震精神”屬于更多不知姓名的人們。

原武警交通部隊政治部副主任暴玉懷不愿再回映秀，不愿再打擾逝者。作為映秀救援時武警部隊警銜最高的指揮官，他說自己已盡力但有遺憾，畢竟救出的只是少數。

2018年5月12日，原武警四川總隊阿壩支隊第六中隊五班班長姜曉林將十年來第二次回映秀，祭奠逝去的戰友。地震使他六級傷殘，帶走了他的五個兵。

曾在茂縣災區參與救援的志愿者顧家北（化名）說，他再也不敢回去。鋼筋曾貫穿他的左小臂，縫了24針的傷疤至今清晰可見。

指揮官暴玉懷：我盡力了，但有很多遺憾

暴玉懷來見南方周末記者，衣著樸素，開國產車、拎花色保溫杯，看起來跟老北京遛鳥大爺并無二致。

退休后，這位正師級大校在北京豐臺生活。當了37年兵，他經歷過“98抗洪”，以及大大小小的山火、地震，而汶川，是他內心最深的痛。

暴玉懷謝絕了一些關于“5·12”的紀念活動，也不想再回映秀。他從不看關于災難的報道，因為一想起就不舒服。

“我盡力了，但我有很多遺憾。”暴玉懷說，任務完成后，翻過這一頁最好，“救出來的是少數，更多的人失去生命。”

2008年5月12日下午，時任武警四川森林總隊副政委的暴玉懷，受命赴汶川，成為最早抵達映秀的救援力量。聽說映秀小學埋的人最多，14日天蒙蒙亮，他就往學校趕。

面前，校舍已成廢墟，家長們坐在瓦礫上捶胸頓足哭喊。在廢墟旁，有一排排遺體，“身上蓋的木板、紙片很小，一看就是孩子”。

在廢墟里來回尋找，一行人在“很粗”的鋼筋梁下發現一名十來歲的小女孩。暴玉懷匍匐在地，從預制板底下的桌子縫隙間，看見一個小女孩努力抬著頭，“叔叔，救我”。

眾人在小女孩頭顱周圍壘上支撐物，防止預制板再砸下來。暴玉懷陪著小女孩說話，給她鼓勁，看著囡囡枯裂的嘴唇，他想著，能不能給孩子灌點水？醫務人員制止了他的想法，灌水會破壞她身體循環，他只能給孩子濕濕嘴唇。

現場一度束手無策。粗重的鋼筋梁，映秀鎮上唯一一臺東風吊車也無法應對。暴玉懷回身召集部隊研究對策，請求上級調配工具。“當時知道有四五百孩子埋在小學，得判斷哪個區域人多，就先挖哪。”

次日，小女孩得救。那幾天，武警部隊在此救出13名小學生。

5月14日這一天，暴玉懷扎在路口指揮，分配逐批趕到的武警部隊及軍校師生，去各個救援現場。

“我們有時候得面臨如何運用有限兵力的困局。”他回憶，當時優先把部隊先往學校派，“因為受災最重的就是映秀小學。你要非說我們對其他地點厚此薄彼、見死不救，我們也否認不了。”

“黃金72小時”過后，阿壩州救援指揮部開會，暴玉懷和州委書記侍俊合計，明確武警部隊精力得轉向“搬運遺體”。這時，一個人連滾帶爬進帳篷，報告說學校廢墟里好像聽到下頭有聲音，但不能確認。

這讓暴玉懷心頭為之一振，“先救孩子”。在映秀，救援主力都在學校，而幾個學校的情況都是少數生還，“放眼災區，過了72小時，鏡頭前的生還者就那么幾個人，一個人可能要一兩天才挖出來。”

后期救人難，“背遺體”也有難度。暴玉懷看得出來，有些遺體抬不動，碰到發腫發脹的，得弄個棒子架著，甚至四、五人才能抬動。身著白色防化服的武警戰士在廢墟里穿梭，發現遺體后由現場醫生消毒取血樣，再將遺體編號裝入裹尸袋中，源源不斷沿著狹窄的小道抬上山。

“得埋在高處，不能靠近河道，（否則）會造成二次污染。”暴玉懷說。挖掘機已挖好三道壕溝，裹尸袋被層層疊疊放入，灑石灰后即用土掩埋。他還得與村干部耐心做群眾工作，請他們不要偷偷私自土葬。

后來，這三重土丘被安上一座門坊，為“汶川5·12特大地震遇難者公墓”。原有16041名在籍人口的映秀鎮，地震中死亡和失蹤的人數約為9000人。

四川是山西人暴玉懷的第二故鄉。震前，他為深入部隊每年路經映秀十幾次。2009年，他曾回到映秀祭奠，此后再未踏上這塊土地。

“映秀原本是一個山路彎彎、泉水叮咚、石頭上長著綠毛的小鎮，如今，永遠沒有了。當然，災后重建是非常好的工程。”暴玉懷說。

2009年，暴玉懷升任武警重慶總隊政治部主任，2011年，調任武警交通部隊政治部副主任。2013年蘆山地震時，他借鑒汶川經驗，指揮部隊將馬路騰開，讓挖掘機得以長驅直入。

雖然在蘆山，他和部隊更多負責外圍搶通、保通，但汶川的場景歷歷在目，“夢里總是會出汗。我不是害怕，而是愧疚”。

在武警部隊，暴玉懷長期負責烈士犧牲的撫恤。2005年四川木里大火，近兩個月撲火任務完成，他目送部隊遠去，看到一個戰士的軍褲被扯成一縷縷，不由眼含熱淚，向戰士敬禮，“這些灰頭土臉的孩子，可能一輩子再也見不上，這有時讓人感到絕情，但這就是戰友情”。而在汶川時，他連感動的時間也沒有。

有媒體曾將暴玉懷奉作英雄，他連連擺頭否認，“快不要說這些。人命都沒了，是什么英雄？只要是身處我當時的位置，可能人家能做得更好。我盡力了。”

武警班長姜曉林：做公益，認“戰友媽媽”

“雅安天漏”，2018年5月12日前一周，天氣預報都是雨。姜曉林的右腿又隱隱作痛。矮凳不能坐，因為腿不能彎曲小于80度；走不能超過半小時，更別提跑了。

十年前，25歲的姜曉林可是部隊的“訓練標兵”，他擔任班長的五班，負責保衛映秀電廠漁子溪水電站。

2008年5月12日下午，班上兩人放哨，其余八人留在營區準備14時30分的防暴演練，內容是揮舞警棍和盾牌，對抗潛在的敵人。

真正的“敵人”，卻從地底突襲。幸運的是，營區只有一棟兩層小樓，在余震中才慢慢倒塌。八人及時撤出，毫發無損。

姜曉林的心思在100米開外的水電站。不顧身后營房騰起的塵土，他帶隊奔往哨位，一名執勤戰士安然無恙，另一名戰士雷穩卻被落石砸倒，流血不多，但已沒了呼吸。

水電站內被困職工正等待救援。來不及哀悼戰友，他們進入廢墟搜尋，此時，余震引發山體滑坡，亂石砸中姜曉林后腦勺。

等他醒來時，已是一個半小時后，右腿折了無法動彈，好在沒腦震蕩。四周“完全陌生”，巨石密布，看不到人，也聽不到人聲，除了激流呼嘯。

挨過漫長的一小時，急促的腳步聲由遠及近傳來，增援部隊來了。聽到有人呼喊著他和戰友的名字，姜曉林咬牙不回應。

結果是噩耗。在那個下午，五班有五人遇難，他們是副班長孫魁，戰士雷穩、滕登峰、朱強、蔣軍洲，經再次大搜查都未尋獲。姜曉林判斷，他們被落石砸到后，被沖到了溪里。

在絕望里，姜曉林度過了震后的頭兩天。亂石間，戰友輪番接力，近一個小時才走完平時十分鐘的路程，把他背到映秀鎮上的主營區。

主營區也已面目全非，傷員沒有醫也沒有藥。兩天后，姜曉林被直升機送往成都治療。有半個月里，醫生每天拿刀切開他化膿的傷口，后來通過手術從他的大腿植皮到膝關節處。

精神上的疼不見血，卻更扎心——對熟識百姓的牽掛，對犧牲戰友的愧疚。姜曉林常常失眠，和一同住院的戰友也避談地震，直到一場“盼著卻又怕著”的探訪到來。

2008年7月，震后兩個月，五班四名遇難士兵的家屬經統一安排來探訪，姜曉林和他們抱團痛哭。陳化琴得以從三百多公里的瀘州趕到映秀，看兒子朱強犧牲之地。

對于朱強的死，姜曉林尤為內疚。余震帶來的飛石第一次擊傷朱強，他已奄奄一息，當時和朱強相隔僅七八米的姜曉林眼睜睜地看著一分鐘后，落石再次砸下。

烈士證中，19歲的朱強一臉稚氣。陳化琴見兒子最后一面，還是地震兩年前：軍車上的兒子拿綠軍帽遮住臉，漸行漸遠。此前半個月，朱強的父親去世。

2008年底，姜曉林獨自去瀘州看望陳化琴，喊出了一聲“媽媽”。

“別的家屬我都叫不出口，”姜曉林說，“陳媽媽在兩年內接連失去丈夫和兒子，她最需要陪伴。”自此，他認下陳化琴為干媽，時常電話聯系，退伍新婚后又帶妻子去見“干婆婆”。

帶著一紙傷殘六級的評定，他出院后歸隊，而傷亡大半的五班已重新整編。因為傷殘，他不能參與課目訓練，不能執勤，“我明白，軍旅生涯要到頭了”。2009年11月，姜曉林告別部隊。

按照當時的政策，姜曉林每月可領傷殘撫恤金，但不能安置工作。他選擇了最無人問津的一條路——到重災區北川縣從事公益。

打動他的，是療傷時認識的一位女志愿者，雅安老鄉。志愿者的大愛，讓他投身姑娘所在的NGO專職做公益，雖然每月只有一千多元，而部隊工資是三千多。

姜曉林還因此收獲了愛情和家庭，“她不在乎我的傷殘。”2011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降生。

NGO的對象主要是孤寡老人，他們大多在地震中失去親人。姜曉林感同身受地理解老人，也在自我療傷中漸漸走出災難陰影。

兩年后，NGO從北川撤回成都。大城市的壓力與微薄的工資，讓姜曉林在2012年4月選擇了辭職。舉家回鄉前，他決定帶著妻子去映秀，這是震后的第一次。

“那時我有些迷茫，對回家能干什么缺乏思路。我知道，只有在映秀，才能放下過去，重新上路。”姜曉林說。

他向戰友們敬禮、撒酒，然后辭別。在他退伍不久，武警部隊在映秀鎮漁子溪村公墓，為抗震犧牲的烈士們立起衣冠冢。

回雅安后，姜曉林在磕磕碰碰中摸索著出路。傷殘和文化程度制約著他的就業選擇，為了照顧父母，他在家附近從事養殖。

“一分錢掰兩半花，建廠房、買豬仔、跑防疫，身心俱疲。”如今，養豬場初成規模，膝下倆兒子，姜曉林的生活波瀾不驚，直到戰友打來電話，“回映秀吧。”

2018年清明，漁子溪村公墓，陳化琴端來一碗冒著熱氣的面，擺在兒子的墓碑前。夢里，兒子總喊餓。從最初一年來五六回，到近些年的一年兩回，烈屬們來得少了，“5·12時也來不全了。”

孩子們年輕的生命被定格，而父母們一年年在老去。他們約定，無論誰來，都要在所有墓前祭拜。這是未亡人們的相互撫慰。

志愿者顧家北：親歷兩名戰士犧牲

走出從意大利回國的航班，廣州的濕熱提醒著顧家北，5月來了。但他知道，5月12日，他很可能和往年一樣，“什么事都不想做”，難受。

如今，一米八出頭的顧家北體重兩百多斤，只有植在左小臂的鋼板提示著他有過非凡經歷。

“過安檢時，鋼板會報警，穿西裝的話得把襯衫脫了，露出傷疤給人看。”顧家北說。

當八個男生踏上志愿者之旅時，從未想過會見證生死。他們最初只是去甘肅舟曲為百姓挖水窖。2008年5月12日18時，八個人臨時決定改去汶川。

他們背著鐵鍬、鋤頭南下，時而擠在吉普車上的行李架，時而徒步。蜀道艱險，還有余震。年輕人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5月16日，徒步到茂縣松坪溝鄉時，落石封死了去路。

此時已是震后第五天。面前的村子約有三十戶人家，無外人逗留，很多磚石下有呼救聲，“聽起來以老人、兒童為主”。

穿梭在灰燼與殘垣間，第一個幸存者被發現，老漢雙腿被砸，只有上身露在外邊，雙目緊閉。顧家北湊上前去摸鼻息、聽心跳，“相當微弱，要仔細聽才能聽出來”。

八個男生齊上陣，厚重的預制板根本搬不動，讀醫學的伙伴甚至比較極端地提出給他截肢。種種方法試過后，最后只能徒勞著守望。

這樣的挫敗接下來不斷重現。“一個手指頭、一只手露在外面，已沒了體溫。但我們想，得試試?？?0分鐘后，當騰出空間時，拽著那只手一拉，直接扯出來一節殘肢。”

他們曾救出三人，由于缺乏醫療設備及搶救經驗，全部死亡。

5月16日午后，一個十一人的武警戰斗班出現在松坪溝鄉，驚訝于有人比他們更早到。兩支隊伍協作，拿撬桿把預制板一掀，一個滿身是土的男子半身出現在眾人前。通過摸頸動脈，判斷人還活著，接下來只待搬運。

可壞消息來得太快。5月17日上午，坐在一堵殘墻下歇息的一名武警戰士，被幾塊不大的石頭砸中腦袋，“就是一瞬間的余震，晃一晃，我們都沒有躲避。他出血并不多，可頭蓋骨都破了，救不回來了。”

顧家北之前還沒來得及跟這位戰士說過話。戰士遺體被放到遠處，撒上消毒粉。人們繼續開挖。終于，第一名生還者被翻出來，武警班長與三名戰士用擔架將其抬走。

剩下的七個武警，和八名志愿者，“哪邊也不想把勁頭松下來”。遺體、廢墟、下不完的雨，很快被麻木所取代。“越挖動作越機械。不是說精神上被麻痹了，而是腦子已經沒有空間去害怕。”

危險時刻懸掛。5月19日，震后“頭七”。凌晨兩三點鐘，探照燈照射下，一整面房子外墻擋在眼前，大家圍著使不上勁。

一個矮胖的戰士自告奮勇，要下到一頭的低處，用肩膀把這方構造物頂起來，大家順勢一扛，就能讓障礙物滾落旁邊。

未料想，失去支撐的石頭突然滾落，兩名志愿者不惜用手、用膝蓋去攔截，一人兩根手指頭骨折，一人后腦勺出血。

而那位戰士，還是被石頭壓住，喊了兩聲，就沒了聲響。十多分鐘后，石頭被挪開，他已斷了氣。

暴雨如注，漆黑的山野間，只剩此處有光。大家站著，沒人說話，雨水和淚水混在臉上。跟南方周末記者說到這兒時，顧家北點燃一根煙，讓紅了的眼圈看起來不那么顯眼。

接下來的骰子，落在顧家北身上。5月19日中午，在抬一塊預制板時，顧家北繃緊的左臂抵著一根鋼筋，“下意識借借力”，但實在沒力氣了，他松了勁，鋼筋貫穿了他的左小臂。

眾人找來木棍，擱顧家北嘴里咬著。酒精早已用完，一個戰士想出了個土方，敲開子彈殼，倒出火藥以作藥引，其他人把顧家北四肢死死摁住，戰士“唰”一下把鋼筋拔出，顧家北一下疼暈過去。戰士又麻利地把火藥往顧家北的傷口一撒，火柴點燃，顧家北又被疼醒。

好消息姍姍來遲。5月20日，道路打通，增援的武警來了。志愿者們決定撤離。顧家北在成都獲得免費治療，植入“瑞士進口鈦合金鋼板”，隨后收到南航送的機票，登上去廣州的飛機。 

在佛山家中，顧家北曾過著睡醒吃，吃完打游戲的日子，試圖屏蔽關于地震的一切信息?？梢婚]眼，就想起一個女孩。在松坪溝鄉時，他發現一個女孩的衣服一角露在外頭，喊來同伴幫忙，又喊了幾句“要挺住”，就累得癱睡在一旁。女孩被挖出來后，身體已涼。

“地震留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深入骨髓的無力感。更多的是自責，但實際上又沒什么好責備的。”顧家北找過心理醫生，但又開不了口，他覺得醫生不能理解他的經歷。

大學畢業后，顧家北曾在香港工作，后回鄉創業，現在佛山一企業負責管理。平時，他玩賽車、玩滑翔傘，但那種“生死一線”的感覺，再也沒有過。

“我不敢說看透生死，但起碼我能夠更好把握自己，更奮發。”顧家北說，如果再有大災大難，他會盡一切力量去援助，但“不想再回去那種場景”。

顧家北從不跟朋友提起十年前的往事，他本以為自己可以坦然面對。直到2015年，震后第一次去汶川，在遇難者紀念碑前，他癱軟在地，匍匐著痛哭，“就像磕頭那個姿勢”，不知內情的同伴都被嚇到了。

回歸各自生活后，八名志愿者再未聚齊過。只有一個約定一直保持——每年過年前，都湊一筆錢寄給那支武警部隊，托其轉交給烈士家屬。

2018年春節，第九筆慰問金如約發到烈屬手中。只是他們至今不敢去問，那兩位遇難的戰士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