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而上：武漢大學的樂山歲月

（本文首發于2018年5月17日《南方周末》）

抗戰期間，李約瑟在訪華中發現，“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遙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討論原子核物理。” 說的是遷移到樂山的武漢大學師生。

在那個金甌殘破的年代，青春的熱血與豆剖瓜分的現實時常碰撞，但是，即使大地陸沉，也一定要澆開自己的花。

此文同樣獻給在山河破碎的歲月里跡若轉蓬的其它西遷師生——聯大、浙大、同濟、東大，等等——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種意在言外的暗示。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在堆積如山的資料里看到這張老照片時，心中頓時生出一些長久的感動。照片上，一艘輪船正在前行，船舷邊，兩個年輕女子憑欄遠眺。她們短發旗袍，面容優雅、沉靜，像是在作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然而，真相卻很殘酷：她們是遭逢戰亂的學生。為了繼續求學，不得不和學校一起，遷往遙遠的異地。

武大學生乘船西遷途中。（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80年后，順著岷江的流向，我向南穿越了花團錦簇的眉嘉平原，前往三江匯流的那座古老城市——那也是兩個年輕女子當年將要去往的地方：樂山。

身為四川人，樂山我自然去過多次。不過，這次卻迥異于從前。這次，我是為了尋找那些遠逝的足跡。汽車音響里，反復播放著一首如今已鮮為人知的歌曲——當年，包括兩個年輕女子在內的那些學生，他們都無比熟悉這慷慨而激越的旋律，那是他們時代的最強音：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興亡。

聽吧大眾的嗟傷，

看吧一年年國土淪喪。

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

我們今天是弦歌一堂，

我們要拼死疆場，

不愿做奴隸而青云直上！

目的地：樂山

1943年5月，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在他簡陋的辦公室里，會見了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送客人出門時，攝影師為他和教務長朱光潛、理學院代院長葉嶠拍了一張合影。站在三人中間的王星拱神色嚴峻，略帶憂郁。五十多歲的他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大很多。如果仔細對比十年前他剛從王世杰手里接任校長時的另一張照片，更叫人驚悸于光陰的疾速與韶華之易逝。

作為武大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樂山歲月無疑是王星拱記憶中最深刻最恒久的。

王星拱是安徽懷寧人，與陳獨秀同鄉。早年，他留學英國，習化學。學成歸國后，與陳獨秀過從甚密，并為陳主持的《新青年》撰稿。五四期間，在他和李大釗的掩護下，陳獨秀得以逃脫北洋軍閥的抓捕。其后，王星拱投身教育。1938年，武大即將離開武漢時，王星拱已擔任校長四載有余，至于他服務于武大的時間，更是已有十年之久。

武大校園內的王星拱塑像。（張在軍供圖/圖）

落址于珞珈山的武漢大學，其前身為清末名臣張之洞于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自強之名，源于“自強之道，以教育人才為先”。逮其后，先后更名為國立武昌師范學校、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和國立武昌中山大學。1928年，最終定名國立武漢大學。那一年，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前往武大執教。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全面侵華的野心日益彰顯。敵強我弱，用空間換時間成為決策者的主要思路。因而，史無前例的西遷已是必然。比如蔣介石早在1932年就在日記里寫道：“余決心遷移政府，與日本長期作戰。將來結果不良，必獲罪于余一人。然而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

地處中國腹地的武漢，自1937年南京淪陷后，也成為一座隨時可能易手的危城。為此，剛剛在珞珈之麓、東湖之濱落成新校舍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遷提上議事日程。

當整個國家最富饒最繁榮的東部、北部都向西部遷移時，如同浙大、清華、北大、南開、同濟等大學一樣，武大的主要去處無非也是西南的云、貴、川三省。

由王星拱牽頭，武大成立了遷校委員會，楊端六任委員長。多次派員實地考察后，武大決定遷往四川樂山。至于為何選擇樂山，王星拱在給上級的呈文里總結了六條：

一、該處尚無?？埔陨蠈W校之設立；

二、地處成都之南，敘府之偏西。水陸交通，均稱便利；

三、生物礦物，產蓄豐富，可資研究，以備開發；

四、民情風俗，頗為樸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五、公私建筑物頗多，其破舊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

六、地方深入內地，不易受敵機之威脅，學生可以安心讀書。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的入侵改變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命運。記憶中，劉保熙的童年就是在戰爭帶來的動蕩中度過的。1928年，他出生于上海。4年后，迫于日本轟炸，任職于商務印書館的父親只好帶著家小溯流而上，到武漢大學任教。在那里，他的父母一口氣為他拜了4對干爹干媽——閱讀相關資料，我發現，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常有讓兒女拜自己的朋友為干爹干媽的習慣，這與其說是為了抱團取暖，毋寧說是共同的三觀讓他們樂于易子而教。

然而，武漢生活5年后，劉保熙9歲時，他的父母再一次帶著他離開已經視為家園的珞珈山。這一次，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小城樂山。很多年過去了，劉保熙還記得9歲時的那次遠行。那是一只上水輪船，速度很慢。船過三峽，兩岸秀麗的風光吸引了眾多旅客，他們紛紛跑到甲板上照相，以致船只歪斜，急得船長馬上廣播：“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站到一邊，回到自己原來的地方。”

武漢到樂山，今天的公路大約1200公里，開車也就十多個小時。如果是飛機，則不超過兩小時。但是，80年前，飛機還是罕物；即便公路，也是東一段西一截，完全不成體系。因此，從武漢到樂山，最主要的路線只有一條，那就是溯長江抵宜賓，之后，折向北行，逆岷江而達樂山。

這不僅是一條逆流之路，同時也是一條需要穿越夔門天險的艱辛之路，還是一條時時可能遭遇日機轟炸的危險之路。81歲那年，著名傳記文學家、教育家朱東潤先生開始撰寫回憶錄。梳理漫長一生時，朱東潤對1938年奔赴樂山的經歷記憶猶新。

1937年暑假，執教于武大的朱東潤回到老家江蘇泰興，其時，他已是7個孩子的父親。原本，他不打算再回武大，而是留在家鄉。但變化比計劃還快：日軍突然占領了鄰近縣城，泰興也隨時可能淪陷。之前打算聘他的家鄉學校，此時極可能爽約。進退失據之際，他接到了武大從樂山打來的電報，要求他1939年1月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