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的沖突，宋代是如何判決私人復仇的？
宋朝士大夫并沒有在法理上否認復仇的自然正義，但認為應該將私人復仇的自然正義轉化為國家刑罰的法律正義。
責任編輯：陳斌
（本文首發于2018年5月17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對私人復仇，宋代如何衡平情理法》）
宋朝士大夫并沒有在法理上否認復仇的自然正義，但認為應該將私人復仇的自然正義轉化為國家刑罰的法律正義。
北宋太宗雍熙年間，京兆府鄠縣發生過一起驚動朝野的復仇案：一個叫做甄婆兒的女子，在十歲時目睹母親劉氏與同村的董知政發生爭執，被董知政殺死。甄婆兒將尚在襁褓中的妹妹托付給鄰人張氏乳養，自己遠走他鄉避仇。數年后，甄婆兒長大成人，回鄉祭母，在母親墳前慟哭，隨后拿了一把斧頭，藏于袖中，悄悄摸至董知政家中。董知政正在逗兒子玩，甄婆兒趁其不備，“出其后，以斧斫其腦殺之”，報了殺母大仇。
當地官府在抓獲兇手甄婆兒之后，上奏朝廷，請皇帝裁決。那么宋太宗如何判決這一起復仇案呢？按《宋史·孝義傳》的記載，“太宗嘉其能復母仇，特貸焉。”今天有些講述甄婆兒復仇案的朋友，都據此認為皇帝最后豁免了甄婆兒的罪責。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能不辨正。
確實，在先秦儒家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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