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而上：武漢大學的樂山歲月

武漢大學西遷紀念碑。（樂山師范學院官網截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5月17日《南方周末》）

抗戰期間，李約瑟在訪華中發現，“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遙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討論原子核物理。” 說的是遷移到樂山的武漢大學師生。

在那個金甌殘破的年代，青春的熱血與豆剖瓜分的現實時常碰撞，但是，即使大地陸沉，也一定要澆開自己的花。

此文同樣獻給在山河破碎的歲月里跡若轉蓬的其它西遷師生——聯大、浙大、同濟、東大，等等——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種意在言外的暗示。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在堆積如山的資料里看到這張老照片時，心中頓時生出一些長久的感動。照片上，一艘輪船正在前行，船舷邊，兩個年輕女子憑欄遠眺。她們短發旗袍，面容優雅、沉靜，像是在作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然而，真相卻很殘酷：她們是遭逢戰亂的學生。為了繼續求學，不得不和學校一起，遷往遙遠的異地。

80年后，順著岷江的流向，我向南穿越了花團錦簇的眉嘉平原，前往三江匯流的那座古老城市——那也是兩個年輕女子當年將要去往的地方：樂山。

身為四川人，樂山我自然去過多次。不過，這次卻迥異于從前。這次，我是為了尋找那些遠逝的足跡。汽車音響里，反復播放著一首如今已鮮為人知的歌曲——當年，包括兩個年輕女子在內的那些學生，他們都無比熟悉這慷慨而激越的旋律，那是他們時代的最強音：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興亡。

聽吧大眾的嗟傷，

看吧一年年國土淪喪。

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

我們今天是弦歌一堂，

我們要拼死疆場，

不愿做奴隸而青云直上！

目的地：樂山

1943年5月，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在他簡陋的辦公室里，會見了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送客人出門時，攝影師為他和教務長朱光潛、理學院代院長葉嶠拍了一張合影。站在三人中間的王星拱神色嚴峻，略帶憂郁。五十多歲的他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大很多。如果仔細對比十年前他剛從王世杰手里接任校長時的另一張照片，更叫人驚悸于光陰的疾速與韶華之易逝。

作為武大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樂山歲月無疑是王星拱記憶中最深刻最恒久的。

王星拱是安徽懷寧人，與陳獨秀同鄉。早年，他留學英國，習化學。學成歸國后，與陳獨秀過從甚密，并為陳主持的《新青年》撰稿。五四期間，在他和李大釗的掩護下，陳獨秀得以逃脫北洋軍閥的抓捕。其后，王星拱投身教育。1938年，武大即將離開武漢時，王星拱已擔任校長四載有余，至于他服務于武大的時間，更是已有十年之久。

落址于珞珈山的武漢大學，其前身為清末名臣張之洞于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自強之名，源于“自強之道，以教育人才為先”。逮其后，先后更名為國立武昌師范學校、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和國立武昌中山大學。1928年，最終定名國立武漢大學。那一年，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前往武大執教。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全面侵華的野心日益彰顯。敵強我弱，用空間換時間成為決策者的主要思路。因而，史無前例的西遷已是必然。比如蔣介石早在1932年就在日記里寫道：“余決心遷移政府，與日本長期作戰。將來結果不良，必獲罪于余一人。然而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

地處中國腹地的武漢，自1937年南京淪陷后，也成為一座隨時可能易手的危城。為此，剛剛在珞珈之麓、東湖之濱落成新校舍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遷提上議事日程。

當整個國家最富饒最繁榮的東部、北部都向西部遷移時，如同浙大、清華、北大、南開、同濟等大學一樣，武大的主要去處無非也是西南的云、貴、川三省。

由王星拱牽頭，武大成立了遷校委員會，楊端六任委員長。多次派員實地考察后，武大決定遷往四川樂山。至于為何選擇樂山，王星拱在給上級的呈文里總結了六條：

一、該處尚無?？埔陨蠈W校之設立；

二、地處成都之南，敘府之偏西。水陸交通，均稱便利；

三、生物礦物，產蓄豐富，可資研究，以備開發；

四、民情風俗，頗為樸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五、公私建筑物頗多，其破舊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

六、地方深入內地，不易受敵機之威脅，學生可以安心讀書。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的入侵改變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命運。記憶中，劉保熙的童年就是在戰爭帶來的動蕩中度過的。1928年，他出生于上海。4年后，迫于日本轟炸，任職于商務印書館的父親只好帶著家小溯流而上，到武漢大學任教。在那里，他的父母一口氣為他拜了4對干爹干媽——閱讀相關資料，我發現，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常有讓兒女拜自己的朋友為干爹干媽的習慣，這與其說是為了抱團取暖，毋寧說是共同的三觀讓他們樂于易子而教。

然而，武漢生活5年后，劉保熙9歲時，他的父母再一次帶著他離開已經視為家園的珞珈山。這一次，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小城樂山。很多年過去了，劉保熙還記得9歲時的那次遠行。那是一只上水輪船，速度很慢。船過三峽，兩岸秀麗的風光吸引了眾多旅客，他們紛紛跑到甲板上照相，以致船只歪斜，急得船長馬上廣播：“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站到一邊，回到自己原來的地方。”

武漢到樂山，今天的公路大約1200公里，開車也就十多個小時。如果是飛機，則不超過兩小時。但是，80年前，飛機還是罕物；即便公路，也是東一段西一截，完全不成體系。因此，從武漢到樂山，最主要的路線只有一條，那就是溯長江抵宜賓，之后，折向北行，逆岷江而達樂山。

這不僅是一條逆流之路，同時也是一條需要穿越夔門天險的艱辛之路，還是一條時時可能遭遇日機轟炸的危險之路。81歲那年，著名傳記文學家、教育家朱東潤先生開始撰寫回憶錄。梳理漫長一生時，朱東潤對1938年奔赴樂山的經歷記憶猶新。

1937年暑假，執教于武大的朱東潤回到老家江蘇泰興，其時，他已是7個孩子的父親。原本，他不打算再回武大，而是留在家鄉。但變化比計劃還快：日軍突然占領了鄰近縣城，泰興也隨時可能淪陷。之前打算聘他的家鄉學校，此時極可能爽約。進退失據之際，他接到了武大從樂山打來的電報，要求他1939年1月15日前趕到學校。

朱東潤和妻子商議后，決定留下妻兒老小，獨自前往幾千里外的樂山。接到電報那天，是1938年12月2日。表面看，他有一個多月時間用來趕這段路，似乎非常充足。但幾十年前的交通條件，加之半個中國已陷入戰火，他的旅途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朱東潤匆匆趕往上海。在那里，他坐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又坐船西南行至越南海防，在海防棄舟登岸，坐火車到河口，再從河口回到國內，直達昆明。在昆明，坐了三天汽車趕到貴陽。在貴陽，已經很難買到車票，他只好搭乘裝汽油的貨車前往重慶。路過婁山關時，風雪交加，路滑難行，汽車差點滑進深谷。心有余悸的朱東潤抵重慶時，已是1939年1月8日。

那時候，重慶有通往樂山的班車，但朱東潤一打聽，車票只有下月和再下月才有。也就是說，朱東潤根本沒法按學校要求1月15日前趕到樂山。

焦急的朱東潤在重慶街頭亂逛，偶然看到一家民航公司，他信步去打聽，得到的消息讓他喜出望外：民航公司擬開通重慶到樂山的水上飛機，定于當月11日開行第一班。不過，票價貴得離譜：120元。120元是個什么概念呢？后來朱東潤到樂山時，在一家飯店包伙食，一個月的伙食費才12元。以此推算，120元至少相當于現在兩萬。

朱東潤花費巨款買了一張機票。11日和12日，重慶大霧彌漫，無法起飛。直到13日下午一點，距校方的期限只有兩天時，朱東潤終于提著行李，風塵仆仆地出現在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樂山街頭。

2004年，就像暮年的朱東潤回首往事一樣，80歲的齊邦媛也在海峽對岸檢點她的一生。在回憶錄《巨流河》的開篇，這位老人寫下了沉痛的一句：“二十世紀，是埋藏巨大悲傷的世紀。”竊以為，這所謂二十世紀的巨大悲傷，大江大海的黍離之悲固然深藏其中；另一種悲傷，則與她早年的求學生涯不無關系。那就是追隨西遷的武大。

齊邦媛一直深深地記得1943年8月底的那個中午，一家人從重慶出發，坐船前往樂山。是時，天降暴雨，父親的長衫全濕透了，從頭發往鞋上流淌成一條水柱。更要命的是，破舊的船上，拂曉醒來時，母親身下流著血，一歲半的妹妹卻不見了蹤影。與此相類的是另一位武大西遷者的記憶：船過三峽時，武大一位職員的孩子掉進江中，盡管母親悲哭長嚎，但沒人敢停下來救那個可憐的孩子。

武大學生乘船西遷途中。（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宜賓?？恳灰购?，齊邦媛一家換乘更小的船只，逆岷江而行。老太太在回憶錄里寫道：“正是八月秋汛的時候，江水暴漲激流洶涌，好幾次船不進反而稍退，旅客們有人驚呼。我倚在船舷，自以為無人看見，又流下思家之淚，久久不止。”

武大西遷始于1938年3月10日，到6月下旬，全校師生計1200余人抵達樂山。西遷的師生采取自由組合方式，分批乘船入川，對其中經濟特別困難者，由校方補助15元。學校分別在宜昌、重慶等地設多個辦事處以資接應。

實話說，與浙大四遷的萬里長征相比，武大西遷由于路途短，準備充分，相對要輕松一些。不過，盡管如此，其艱辛依然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首先是運力不足，一票難求。有些師生為了一張船票，竟然等了兩個多月才拿到手；其次，西遷途中，兩度遭到日機轟炸，儀器、文件損失慘重，幸無人員傷亡；其三，入川的船只艙小人多，又值春夏，疾病盛行，不少師生染疴在身。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它預示著這些青年、這所學校和這個時代正在與命運艱難抗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他們和他們的時代，其實已經無路可退。

追尋武大腳印

我的朋友老孫是武漢人，不過，他定居樂山已經有些年月了。由于興趣與工作，他對武大西遷歷史如數家珍。一個春日的午后，我們跟隨兩只為春色癡狂的蝴蝶拾級而上，登臨一座滿眼翠綠的小山。小山是樂山老城制高點，名叫老霄頂。

站在老霄頂高處，透過香樟樹和桂樹繁茂的枝葉，向遠處看，起伏的房舍之外，是白練般的大渡河；鐵色云低，河畔天際線下，矗立著那座舉世聞名的大佛。低下頭看近處，綠蔭掩映，藏著一片紅墻黃瓦托舉的古建筑。那是樂山文廟，也就是武大當年的總部和主校區。

我們站立的位置數十米外，在當年，有一座簡陋的禮堂，禮堂里，馮玉祥、陳立夫、郭沫若等要人曾慷慨陳詞。如今，禮堂早已蕩然無存，除了當事人的回憶，再也找不到它存在過的蛛絲馬跡。不過，我想起了一張當年留下的老照片，那是從我此刻站立的地方拍攝的。照片上，大渡河與樂山大佛的側臉都和今天一樣。只不過，擋在它們前面的房舍卻面目全非。在和強大時光的對峙中，惟有記憶與山川，或許稍能立于不敗之地。

文廟要算最具中國元素的建筑。作為孔子的祭祀地，兩千多年間，文廟遍布宇內，最多時曾有一千六百余座。除了祭祀孔子，文廟同時也是縣學、府學所在地。到了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隱藏于西南地區大小城池中的文廟，其時，它們雖已失去了封建時代縣學府學的功能，卻意外地華麗轉身：成為眾多內遷大學的辦學地。像西遷湄潭的浙大，它就設在湄潭文廟。至于武漢大學，從確定遷樂山時起，樂山文廟——當時還習慣稱為嘉州文廟——便是預設了的流亡時期的武大總部。

樂山文廟始建于唐朝，后被大水沖毀，明朝中葉搬到老霄頂下。比較有意思的是，多年來，由于文廟為某中學管理，并不對外開放，如果在導航里輸入樂山文廟的話，自以為是的導航系統會自動調整為樂山下屬的犍為縣文廟。

王星拱和兩位下屬的那張合影就是在樂山文廟里拍攝的。

今天的樂山文廟大約十多畝，比當年略小。穿過空曠的庭院和冷寂的大成殿，我找到了最里進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房中空無一物，屋角結了些蛛網。這座房子叫崇圣祠，它是每座文廟必有的，用來祭祀孔子的父親。一張老照片上，我曾看到過80年前的崇圣祠。與今天的仿建相比，它是一排綠樹深處的小平房。那時候，這排三間的小平房既是校長室，也是教務長室，還是會議室、工友室和儲藏室，王星拱校長就在此辦公，并在此接待了包括李約瑟在內的諸多重要客人。

稍有閑暇，王星拱緩緩走出辦公室，前面是大成殿。大成殿乃文廟主體建筑，供奉著孔子和他最得意的四個弟子。當年，武大圖書館就設在相對寬闊的大成殿里。需要特別提到的是，當年西遷諸校中，只有武大是一步到位的，因而其圖書、儀器保存最為完整。當浙大、聯大都為大量圖書的損失而窘迫時，武大卻擁有最為豐富的藏書。不僅如此，武大還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購買圖書——這些圖書的相當一部分購自海外，先運到香港，再輾轉進入內地；太平洋戰爭后，香港為日軍所占，只好先運到緬甸，再經滇緬公路到樂山。此外，像中國第一個圖書館學博士桂質柏，曾是武大樂山時期的圖書館館長。在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注視下，圖書館里擠滿了自修的學生，除了書頁翻動的嘩嘩聲和偶爾的一兩聲咳嗽，沒有人發出多余的雜音。 ?上接第25版

大成殿前面是古木蒼蒼的庭院，庭院兩側，是年代久遠的老建筑。兩座鐘樓式的閣樓遙相呼應，它們分別是法學院和文學院的辦公室。閣樓之下的東西兩廡，大小14間屋子，是文、法二學院的教室。這些教室，大者可容90人，小者只能容30人。 王星拱時常繞過大成殿里那些危乎高哉的書架，信步走到殿前的臺前上，他靜靜地站在那里，聽著從各間教室里傳來的教授們南腔北調的講課聲。有時，一些不怕人的烏鴉在庭中的古樹上沙啞地叫。

抗戰時期，樂山文廟大成殿曾是武大圖書館。（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教室狹小陰暗，圖書館人滿為患，幸好樂山多的是茶館，學生們便到茶館里用功。但這僅限于男生，齊邦媛說，“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女生敢一個人上街閑逛，也沒有人敢上茶館。”武大男女生比例為十比一，“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

教材不足也是必然。朱光潛為學生開《英詩金庫》，但該書全校只有6本，只得3本分與男生，3本分與女生，由他們各自按課程進度先抄寫再上課。齊邦媛為此專門去紙廠買了3個精美的筆記本，那筆記本“從里到外都是夢幻般的淺藍”，五十多年后，當齊邦媛已是白發如雪的八旬老人時，當年的筆記本還珍藏如初。與筆記本一起珍藏的，還有她對朱光潛的清晰記憶。

齊邦媛記得，朱光潛用英文讀到“若有人為我嘆息，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時，突然忍不住取下眼鏡，淚水流滿雙頰，他“把書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小小的樂山城一下子擁進一所一千多人的大學，根本沒法找到足夠大的地方容納，教室自然分作幾處，宿舍更是化整為零。

白塔街是一條徒有其名的小街，不僅我沒看到白塔，即便80年前的武大師生也同樣沒看到。不過，白塔街曾經的那棟白色洋樓，卻是每個經歷過樂山歲月的武大人都記得的。

那所白色洋樓就是女生宿舍，公認是武大最好的房子，學生們將其稱為“白宮”。據楊靜遠回憶，由于房少人多，只有三四年級的師姐才能住，一二年級的學妹們只能住在白宮腳下的中式平房。這些平房潮濕破舊，如同王宮下的雞窩。楊靜遠在1941年11月10日的日記里說：“早上下雨，院子里又濕又滑，難走極了。我端著一盆水，差點兒跌一跤。”

齊邦媛印象中，楊靜遠羨慕不已的白宮，其實也就是一棟普通的四層建筑。它系教會所建，勉強可容百來人居住，自成院落，比較安全，顯然是安頓女生的最佳之選。但由于年久失修，“既不白也非宮”。當然，齊邦媛也承認，與男生宿舍相比，白宮還是要“好得多”。

男生宿舍有六處，每一處都無一例外地陰暗破舊，擁擠不堪，不僅多老鼠，甚至還有蛇蟲出沒。并且，還發生過因宿舍門外沒有路燈，幾個學生從高處失足跌下造成嚴重傷亡的慘劇。

楊靜遠是楊端六和袁昌英的女兒，陳西瀅和凌叔華則是她的干爹干媽。1941年，18歲的楊靜遠從重慶南開中學畢業，來到父母執教的樂山。最初，她們一家住在城中心鼓樓街，同院的還有后來任武大校長的周鯁生和法學院長劉秉麟。但日機轟炸后，小院化作瓦礫。楊靜遠回樂山時，他們家已遷到岷江邊的一座農舍。此后，楊靜遠考入武大，在樂山度過了大學生涯。

那也是她的青春時代，從18歲到22歲，情竇初開的少女，在這座三江匯流的小城，她朦朧的情意，炙熱的初吻都被她寫進了日記。她曾穿過黑沉沉的街道去看演出，也曾和同學組織民工識字。春天來時，陽光篩過梨花灑在她和男友身上，小鳥在他們頭上嘰嘰喳喳地歡叫。年輕人們一邊戀愛，一邊熱烈討論國家的前途。幾十年后，當我走在楊靜遠日記里多次提到過的陜西街、白塔街時，一切都已和昔年判若云泥，但我分明感覺得到，在那個金甌殘破的年代，青春的熱血與豆剖瓜分的現實時常碰撞，它既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涼，也隱隱讓人明白，即使大地陸沉，山河破碎，但生活總要繼續。青春無論在多么艱危的環境下，也一定要開出自己的花。

昨天已經消失

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在樂山市區交匯，形成了一個U字形的半島。大凡城市的興起，總是那些易于交通的要津之地，因之，這個半島，也就是千百年來的樂山老城區。與今天龐大且日日新的新城區相比，老城區狹窄而衰敗。但80年前，當五湖四海的武大學子來到川西一隅時，這座U形半島就是他們生活的最主要空間。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一直要等到8年后抗戰勝利，才在半島最南端的碼頭買舟東下，重返久違的故里。

深處內地的樂山，古稱嘉州，自古以秀麗的山水和發達的井鹽業著稱。同時，這里的紫土丘陵，也是典型的精耕細作農業區。盡管半壁河山沉入血海，但武大初遷時的樂山還是一片難得的安寧之地。

葉圣陶于1938年底到武大任教，初到樂山，他發現這里街面整潔，物產豐富且價格低廉，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稱贊說，“此間生活便宜”，“以生活情況而論，誠然安舒不過”。然而，好景不長，隨著遷入人口的增多，尤其是日機對樂山的大轟炸后，生活開始由安舒變得艱難。

1939年8月19日，36架日機飛臨樂山，一番狂轟濫炸后，四分之三的街道化為瓦礫，民眾傷亡達三千余人。以這場大轟炸為界，武大師生的生活也漸漸有了天壤之別。

漫畫家方成在樂山度過了4年武大時光，作為化學系學生，他在五通橋黃?；ぱ芯吭鹤鲞^研究，論文還在中國化學會年會上宣讀。業余，他用漫畫記錄了武大師生生活的窘迫：買菜，做飯，縫補破舊的襪子，為謀口飯吃而奔波。畫家關山月有一幅國畫《今日之教授生活》。畫上，一個文質彬彬的讀書人坐在簡陋的農家灶前，一邊燒火，一邊讀書。這幅畫并非虛構，而是紀實。畫中人就是武大教授李國平。

民國時期，大學教授算是高收入階層，如果不是戰爭，他們都能過上優渥舒心的生活。但戰爭是個不講規則的對手，它改變了億萬兆民的命運。包括教授。樂山被炸以及戰爭的全面鋪開，西南成為惟一可以肩負復興重任的大后方，物價暴漲，日甚一日。1940年和上一年相比，許多物品漲價竟至十倍。

中文系教授蘇雪林是知名作家，抗戰之初，她把自己攢下的兩根金條捐給國家。物價飛漲后，打了七折的薪水真的只夠買柴和水了，為此，她不得不荷鋤汲水，灌園種菜。楊靜遠在日記里悲憤地為她鳴不平：“她是一個完全的好人，但現在卻眼看著要餓死。”工學院教授郭霖，初時也慷慨捐款1000銀元，并自行設計了鋼盔和防毒面具送往前線。急公好義如此公，后來也因生活貧困，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

同樣英年早逝的教授還有不少，如黃炎培的長子黃方剛。李約瑟到武大時，黃方剛向其作了“關于道教的艱深而重要的闡釋”。不意天妒英才，黃方剛于1944年因肺病去世。聞此噩耗，顧毓琇哀歌當哭。悲痛的文辭，既是對好友夭亡的追悼，也是生逢亂世的讀書人的自挽：“彭殤修短倘前知，柱下精研枉作師；豈信著書能卻病，猶憐好學每忘饑。家貧兒讓山中果，世亂妻吟海外詩；嗚咽長江懷故友，清明時節雨如絲。”

王星拱貴為一校之長，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他的兒子后來回憶說，“我記得靠每月的一袋平價米生活，米中有老鼠屎、沙粒，霉變成灰色，難以入口。我家在門前籬笆外種菜養豬，母親還打豬草，日子過得很艱難辛苦。”

教授如此，學生更是等而下之。幸好，國民政府向學生發放有貸金，數額雖少，尚能填飽肚子。

1940年，武大對學生進行體格檢查，全校1363人，男生營養不良144人，營養中等916人，比較良好的僅117人。比營養不良更嚴重的是缺醫少藥。1940年，武大平均每天有40余人患瘧疾，但治療該病的特效藥奎寧，每天至多只有10支。

從1938年到1943年的5年間，武大學生因病死亡者竟超過110人，死亡率高達8%，為此，位于樂山城區西北的武大公墓不得不一擴再擴，乃至于學生們把它稱為“第八宿舍”——事實上，武大只有7座宿舍。章心綽解釋說，“一個同學得知某同學去世，他將此不幸消息告知另外一同學時，說，‘某某同學搬到第八宿舍去了。’這絕非幽默，而是不愿說出那使人悲傷之事。老同學向新同學介紹情況時，往往會說，‘我們還有一些同學今天在第八宿舍。’這是一種表示哀悼的說法。”

時過境遷，擴張的城市早已抹去了舊時的痕跡。幾經尋訪，我也沒能找到傳說中的武大第八宿舍。倒是在老孫的指引下，我來到了樂山師院足球場。球場上，一群學生正在踢球，青春的朝氣和春天的陽光一同撲面而來。然而80年前，這里卻是一個名叫西湖塘的小小湖泊。大轟炸后，時值盛夏，大量死者——其中包括武大師生十余名——大多被草草安葬于湖中。西湖塘就此成為一片平地，只有這個不合時宜的名字沿用至今——一座足球場，它的名字居然叫“西湖塘”，怪誕之中，卻隱藏了一段不為外人所知的傷痛。

作為昔年的武大總部，樂山文廟近年終于從某中學收回，由文物部門管理，并開始修繕，據說將打造成景區?？帐幨幍耐ピ褐?，擺放了一些展架，是一些關于武大的史料。我注意到幾排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只有二十來歲，氣質儒雅、斯文。他們便是夭亡在樂山的部分武大學生。在國難當頭的歲月，他們像蘇步青號召的那樣“讀書不忘報國，報國不忘讀書”。青蔥般的年齡，他們卻成為客死異鄉的孤魂?；蛟S，如果后人還記得他們，還記得有一所在烽火中化蛹為蝶的大學，他們就會魂兮歸來。

外婆的錦瑟年華

樂山師范學院是樂山本地的一所普通高校，地處老城區。昔年武大的多處遺址，大多納入了樂山師院的校園：工學院教室變成了樂山師院南馨苑，工學院圖書館變成了師院美術學院辦公樓，實習工廠變成了師院附小。

大概鑒于這種空間上的承續，樂山師院校史館里，辟有一間小小的武漢大學樂山紀念堂。紀念堂的展墻上，布置著數量眾多的黑白照片——他們就是那個年代這所學校的主角兒。我徘徊其間，仔細打量，我知道，這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已經長辭塵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那一代人已經凋零殆盡。惟有這些當年的黑白照片，還定格了他們青春的模樣。

我注意到了一張年輕女子的照片。女子二十來歲，齊耳短發，劍眉大眼，嘴唇緊抿，神情中透出一股倔強和堅毅。她的名字叫涂主珍，武大化學系學生。陪同參觀的師院教授楊曉軍先生給我講了一個他的同事的故事，這個故事，便和照片上的涂主珍有關。

楊曉軍的同事叫陳熹。陳熹碩士畢業后到樂山師院執教，其后，她考上了武大馮學峰教授的博士。攻讀博士學位的2013年，馮學峰來到樂山師院，陳熹陪同老師參觀剛落成不久的武大樂山紀念堂，這也是她第一次接觸這段歷史。

紀念堂里，當陳熹看到墻上張貼的涂主珍的照片時，她愣住了。因為，她們家也有這樣一張照片。并且，已去世的外婆也叫涂主珍。曾經的武大化學系學生涂主珍，是否就是自己的外婆呢？向親人們詢問后，陳熹得到了肯定的答復。

從那時起，作為晚輩，陳熹才知道自己的外婆早在七十多年前，曾歷盡艱辛來到樂山，就讀武大。她也第一次知道，外婆在二十多歲的大學生涯期間，還有過一段不凡的經歷。

那時候，樂山有一種很普遍的地方病，叫跁病?；颊咚闹珶o力，病情嚴重者有死亡之虞。武大進駐樂山后，校醫董道蘊發現跁病與食鹽中的氯化鋇中毒有關，而一種叫馬前子的中藥對此療效顯著。后來，化學系學生涂主珍和彭少逸（后為中科院院士）把馬前子進行提煉，制成藥品，從而使得肆虐多年的跁病就此絕跡。

關于此事，葉嶠教授曾撰文記述：“初到樂山，跁病確實嚇人。教授們有的因跁病輕，醫好后不能再在樂山居住下去，只好攜眷東歸，另謀出路。幸校醫董道蘊先生發現此病系鋇中毒，于是他試著用馬前子堿救治，果然有顯著療效。后來，化學系學生彭少逸、涂主珍等人，從中草藥馬前子中提取精制，有了這種藥，武大跁病才得以制止。以后樂山邑人推廣引用，救治了不少人，使樂山人民對武大同仁一直很友好。”

一個校醫外加兩個在讀大學生，竟能攻克一種令人談虎色變的頑疾，頗有些難以想象，但偏居一隅的武大卻做到了。

塵埃落定，今天我們研究武大以及和它有著相同命運的浙大、聯大，它們困境中的崛起與逆襲，到底是什么原因引發的呢？這一點，1943年從成都前往樂山就讀的武大哲學系學生、日后的著名哲學家的蕭萐父總結得很好：“物質生活條件的艱苦，好像并未影響當時師生的教學情緒和學習鉆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國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難，反而激發起師生們內心深處的屈原式的憂患意識和費希特式的哲學熱忱。”

西諺說，由一頭獅子率領的一群綿羊，將打敗由一頭綿羊率領的一群獅子。雖有夸張，卻說明了領軍者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如同竺可楨之于浙大，梅貽琦之于聯大，王星拱也是武大的領軍者和靈魂人物。他曾說，“大學的任務，在道德方面要樹立國民的表率；在知識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論；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進社會進步的事業。”

武大校長任上，王星拱堅持理論與應用并重并行。

就理論來說，樂山期間，王星拱說服教育部，成立了文科和理科研究所。那時候，這所在水之湄的小城，創建了中國惟一一個致力于非醫學細菌學研究的實驗室和中國第一個電離層實驗室；完成了第一本用漢語寫作的宇宙射線專著；誕生了中國文學史上最優秀的人物傳記《張居正大傳》；在世界權威刊物《自然》和《科學》上發表了多篇論文……李約瑟發現，“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遙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討論原子核物理。”李約瑟感嘆，“毫無疑問，武漢大學的學術水平很高，即使與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大相比也毫不遜色。”

就應用來說，武大師生對樂山絲綢業、鹽業等工業進行了調查，參與國民政府經濟部的鹽堿實驗室的研究與創新；新辦的礦冶工程系和機械工廠，不僅培養了一大批機械人才，還為樂山最興盛的井鹽業和采煤業設計制造了大量配件；研制了第一臺吸鹵機；找到了治愈跁病的秘方……

武大在川8年，教授多達百人以上，各校中名列前茅。1940年代初，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國選拔了45位部聘教授，武大位居全國第四。此時，這所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大學，已然與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和浙江大學并駕齊驅，成為中國四大名校之一。

樂山八載，數千武大學子度過了他們人生中最難忘的錦瑟年華，從中走出的佼佼者不乏其人，諸如美國阿波羅號登月飛船發動機設計者黃孝宗，中國計算機之父張效祥，中國第一座自主設計建造核電站總設計師歐陽予，臺灣“經濟部長”趙耀東，海浪理論奠基人文圣常，邏輯學家李匡武，歷史學家嚴耕望，經濟學家劉滌源、劉詩白，法學家端木正，數學家張遠達，化學家彭少逸，生物學家張致一……

1948年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函告武大，英國牛津大學已認可武大畢業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也就說，凡武大本科畢業生，愿意前往牛津這所世界頂級學府攻讀研究生的，只要憑學校證件即可免試錄取。同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選舉院士，武大有9人入選。胡適在考察武大后深有感慨地說，“你如果要看中國怎樣進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漢大學。”

房龍在評價安徒生時充滿激情地寫道：“上帝的火花在這個沉默的小男孩心靈中孕育，像一場風暴那樣不可抗拒。凡是被上帝觸摸過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么無禮的對待和多么巨大的困難，他仍能實現他的夢想。”

我以為，這評價也適合西遷時的武大師生——以及同樣在山河破碎的歲月里跡若轉蓬的其他西遷師生——聯大、浙大、同濟、東大（東北大學），等等——他們都是被上帝觸摸過的人，他們都是艱難歲月里在心靈中孕育火花的沉默小男孩……

王世杰（字雪艇）是武大首任校長，盡管他此后還出任過教育部長和外交部長等要職，但他心目中，武大校長是分量最重的。1938年3月底，已經不再是校長的王世杰和李四光一起回到武大校園，其時，武大師生已開始了溯流而上的西遷，春天的校園一片忙亂，人心浮動，盛開的桃花更加重了這種離愁別緒。王世杰站在桃樹下觸景生情，感慨萬千。

多年以后，當王世杰垂垂老矣，他留下遺囑，要求后人為他立這么一塊墓碑：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之墓。王世杰的遺囑讓我聯想到了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盡管曾貴為總統，但他的墓碑上刻的是 “獨立宣言和弗州宗教自由法案作者，弗吉尼亞大學之父”。

竹公溪是大渡河的一條微不足道的支流，它彎彎曲曲地從樂山老城區穿過。多年以前的竹公溪畔，葉圣陶曾沿著小徑散步，楊靜遠曾和男友一起踏青，錢歌川等人曾賃屋而居。春天的竹公溪水量豐盈，夾岸都是綠得發暗的樹林和草地。多年以前，那些溯流而上的讀書人，他們也曾見識過溪流滋潤的人間的春天。

時光飛逝，哲人其萎。多年以后，當我再度追尋，往事已經蒼老，一個曾經鮮活生動的時代杳杳遠去。追尋中，或許，還有一些浸入骨血的基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