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等待春天 人類學者十年追蹤六十外來工子女求學路

2004年，全國第一所民工子弟希望學校在滬開學。（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2008年到2017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凌旻華對上海60名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進行了跟蹤研究，記錄他們求學時經歷的制度歧視、地區發展和社會文化差異等困境。

他們在上海長大，大多就讀打工子弟學校，從未獲得在上海中高考的資格，要么留下讀職校，要么獨自回鄉上學，只有極個別人能最終考上大學。然而不管經歷過什么，他們去了又回，仿佛這個自己沒有戶籍的城市，才是家的所在。

軌道交通10號線的終點新江灣城是上海新興的住宅區，也是著名的生態園區。但在12年前，別墅和小區尚未建成，這里磚瓦遍地，搭起許多棚屋，住下了大批外來務工人員，當中近半家庭帶著孩子在上海謀生。

孩子們在附近的藍鷹打工子弟小學上學。學校建在拆遷后的廢墟上，沒有圍墻，唯一的教學樓和周圍的殘磚斷瓦融為一體。每周六，這里會傳來孩子們的合唱，這是他們僅有的課外興趣班——公益機構久牽組建的36人合唱團，創始人張軼超將它取名“放牛班”，這個想法源自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

這群孩子也是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凌旻華的研究對象。凌旻華的童年在浦東鄉村度過，外地人開起了一家家麻辣燙、沙縣小吃、黃燜雞、豬腳飯，1990年代浦東開發的城市化大潮襲來，越來越多外來務工者遷入，居住在城市邊緣。

2008年，凌旻華著手準備博士論文，目光關切地投向這些家庭，好奇他們的孩子如何在上海求學。她來到久牽為學生補習英語，尋找研究對象，其中就包括“放牛班”的成員。他們在上海長大，大多就讀打工子弟學校，從未獲得在上海中高考的資格。如果不愿留下讀職校，就得回鄉上學，成為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的研究中“處境糟糕的‘回流兒童’”。

2008年到2017年，凌旻華對60名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下稱“隨遷子女”）進行了跟蹤研究，記錄他們求學時經歷的制度歧視、地區發展和社會文化差異等困境。

十年人事變遷，凌旻華如今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仍保留著不時與采訪對象遠程聊天的習慣。采訪對象們多數去了又回，盡管升學制度將他們排除在外，但這個他們沒有戶籍的城市，仿佛才是家的所在。

據上海社科院數據，從2001年到2008年，上海打工子弟小學數量從591所降至62所，藍鷹小學是消失者之一。2008年，上海針對這一群體啟動了納民小學計劃。十年后，由于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納民小學數量已大幅減少，在青浦區，最后的15所納民小學也將在2018年6月過后關閉，余下學生進入公辦學校。

從這個層面上看，上海對隨遷子女更友好了，然而中高考政策始終未放開。

一群初中生討論著沉重的話題

多年后，侯學琴在上海大學路的一間奶茶店里做調茶師，對于當初的決定，她有些后悔。

走的那一天，侯學琴沒有告訴老師和同學，16歲的她害怕任何一句挽留，都會動搖自己回老家的決定。

侯學琴是“放牛班”的高聲部，平時最活躍的她連續幾次補課都沒有來，凌旻華有些擔心。幾個星期后得知她回了老家，凌旻華并不意外，“在久牽，不斷有人離開”。

侯學琴的父親在上海以收廢品為生，她小學三年級來到父母身邊，住進簡易棚屋。2009年，初三這年，她不得不獨自回老家，對上高中、考大學的渴望，戰勝了對一個人生活的恐懼。

老家在安徽亳州，教材比上海要難，侯學琴重讀了初二。第一次考試，她排在全年級八十多名，心想，一間千余人的中學，這樣的成績還不賴，但沒料到，在這里“50名以外就是差生”。

在埋頭苦讀的小鎮學生中，侯學琴顯得太有主見，她與老師頻頻沖突，成了“愛惹事的壞學生”。

聽出英語老師的發音不標準，她坦率地指出而遭到喝止。一間宿舍18個人和一名輔導員，深夜里輔導員掀被子檢查有沒有人玩手機，侯學琴常常在這種恐懼中入眠。

和同學的關系也不融洽，她敏感、易怒，豎起全身的刺來保護自己。

同樣在這年夏天，“放牛班”的領唱屠文建也做了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的決定，留在上海讀中專，而不愿回老家安徽六安。

對他家的家訪，凌旻華是花了半年時間才完成的。位于上海寶山的整片廠房改造區域如此相似，如果不是屠文建騎著單車來帶路，凌旻華很難找到這間十平方米大的棚屋。屋里沒有粉刷，擺下一張鐵制上下鋪后，就沒剩下多少空間。

屠文建的父親是建筑工人，母親在家照顧剛出生的弟弟。凌旻華到訪時，屠文建的母親剛吃完午飯，是在屋外煤爐上煮的面條。凌旻華問起一些有關中考的問題，對方沒有積極回應，而屠文建接過母親的碗，在一旁的水池默默洗了起來。家訪似乎打擾了一家人的生活，凌旻華只好匆匆告辭。

在凌旻華的采訪檔案里，屠文建好學，成績不錯，但隨遷子女在上海中考的政策始終未開放，眼看初二就要結束，父母也不知如何是好。他常常跑到久牽和朋友們商量出路，一旁的凌旻華，聽著一群初中生討論著有些沉重的話題。

“當時普遍認為，如果在上?？疾贿M年級前十，回老家也沒多大希望。”凌旻華回憶當年孩子們的討論。

留在上海正常升學太奢侈了，考慮到弟弟需要照顧，讀中專也能減輕家庭負擔，屠文建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讀中專。2008年起，上海鼓勵外來工子女入讀中職學校，首次試點部分中職學校部分專業向他們開放，并減免學費、設立獎學金。

在很長時間里，上海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都比較友好。2008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明確進城務工隨遷子女納入流入地公辦教學，除開放中職教育，上海市教委也啟動了隨遷子女義務教育三年行動計劃（下稱“三年計劃”），父母提供農民身份、有效期內的上海市居住證或就業證明，子女就能入讀公辦學校，同時關閉中心城區所有打工子弟學校，郊區部分關停，其余的以政府委托辦學的形式納入民辦教育管理體系，這就是納民小學的由來。

侯學琴和屠文建沒能直接受益于這一政策。不過，2006年藍鷹拆遷后，合唱團的組建者張軼超找到了附近的公辦初中，承諾這些孩子的成績能跟上，并且每年繳納800元借讀費，讓他們得以繼續念書。

政策的相對放開沒有讓凌旻華放松。她關注的是，公辦學校雖然逐步接收隨遷子女完成義務教育，但中考招考資格沒有變，回鄉的時間只是從小學畢業推遲到中考前，而考慮到教學資源分配，學校往往會重新分班，甚至對成績差的隨遷子女單獨編班。青春期的孩子往往會對這種安排很敏感。

在毫州，倔強的侯學琴考出了優異的中考成績，少女的尖銳也隨時間柔和下來，她已經想不起曾經的敏感從何而來。“或許是在上海呆久了，覺得哪里都好，一下子回了老家，覺得老家哪里都不好。”但她還是放棄了高中，原因是在老家堅持高考“太難了”。她的學業，是在合肥一所“3+2”模式的大專完成的。

凌旻華的60名采訪對象里，約三分之一人選擇了回鄉，其中只有8人堅持到高考，大部分人留在上海接受中職教育。

網吧里練琴的女孩

侯學琴偶爾會想起合唱團，那時唱歌打鬧，沒有學習壓力，也沒有少年人難以承受的選擇。中?？菰锏恼n上，屠文建也會想到同一個畫面，這個叫“放牛班”的合唱團，是36個隨遷子女童年的亮色。

武子璇比侯學琴小兩歲，是合唱團里的名人，她的音樂天賦讓同學們至今印象深刻，也是侯學琴口中在老家堅持到高考的“厲害”角色。

“那是央視天氣預報的伴奏。”在合肥市火車站旁的麥當勞，武子璇回憶起自己第一次聽到的音樂，有些興奮。在久牽，武子璇接觸到專業的指導，對音樂的熱愛一發不可收。除了合唱，她還學習了小提琴和鋼琴。

發生在隨遷子女身上的故事大抵相似。盡管武子璇展露了興趣與天賦，父母仍然希望孩子能正?？即髮W改變命運。

那時張軼超已經發現，回鄉的孩子大多沒能堅持到高考，或者高考成績不理想，但他沒能說服武子璇的父母。2012年，16歲女孩回到江蘇沛縣讀初三，老家的課本、教學難度、教學方式和新的同學，對內向的她來說都不易適應。

武子璇沒有參加凌旻華的補習班，2014年暑假，武子璇回久牽看望朋友，凌旻華才注意到這個異常安靜的女孩。在單獨訪問里，她也不像大多數孩子一樣愛抱怨，問一句，答一句，并不主動傾訴。

合唱團的小伙伴林慶慶2014年訂婚了，在當年的央視紀錄片《高考》里，林慶慶緊緊抱著武子璇，問她，“明年我的婚禮你會來嗎？”武子璇小聲說，“來不了啊。”

林慶慶說：“那你講講話嘛，跟我聊聊。”

武子璇沉默低著頭，離開上海兩年，她找不回和朋友們交流的融洽氛圍。

回鄉的頭兩年，武子璇還繼續學習音樂，她帶著張軼超送的小提琴去網吧和上海的老師視頻上課，在網吧練琴的女孩一度成為縣城里津津樂道的話題。隨著學業壓力越來越大，練琴變得非常奢侈，進入高三后，就剩下永遠做不完的理科試卷。

從春到秋，出租屋附近的麥田由綠轉黃，午休時間，武子璇總在麥田旁發呆。

2015年，她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張軼超透露，他12年來接觸過的學生當中，僅有一人考上一本。

第二次高考前三個月，因為擔心再落榜，武子璇的父親主動問她，是否愿意準備藝術高考，考音樂。武子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只剩下三個月時間，而大多數藝考老師已經不收學生了，她還是挨家去問，下定了決心。

同年，大專畢業的侯學琴回到了上海。她的志愿是當老師，想告訴學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閃光點。但拿著大專會計專業文憑，她在上海找不到教師工作。

如今，侯學琴一有時間就去久牽做志愿者，教簡單的手工或表演，“雖然職業上很難真的當老師，但也算是朝著它努力了吧”。

她期待上課，一到教學樓就雀躍起來，上課時間沒到，就在教室的過道里跑來跑去，尋找同樣在久牽教書的兒時玩伴，仿佛還是小時候在“放牛班”唱歌的樣子。

回到久牽的還有屠文建。他也喜歡教育工作，然而自考大專多年未果，在一間生產包裝材料的工廠工作。迷茫之際，張軼超邀請他來幫助處理財務。這里離舊時的藍鷹小學只有幾公里路，辦公室墻上還貼著當年“放牛班”的照片，屠文建笑稱，“生活的半徑好像沒有超過附近5公里。”

屠文建是凌旻華接觸最久的學生之一，更多時候，她視他為弟弟?？粗牢慕傇谠卮蜣D，凌旻華有點著急，催促他離開久牽這個“舒適區”。而他苦笑，有哪個教育機構會要中專學歷的人呢？

十年過去，研究對象們都長大了，凌旻華和當中的許多人都從師生變成朋友。她在課題中總結道，與父母的打工經歷截然不同，隨遷子女面臨的是文憑社會的競爭，但由于難以順利追求更高的學歷，在激烈的競爭中，他們處于必然的劣勢。

“如果能給隨遷子女更平等的教育機會，他們其實可能比很多本地孩子有更大的多樣性和發展空間，從生態學角度看，多樣性會產生活力。”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辦公室里，凌旻華有些激動地說。

武子璇是“放牛班”里多樣性的代表。

苦訓三個月后，她考上了合肥師范學院音樂專業，她仍然不愛說話，但眼神里已經沒有央視紀錄片里時常流露的茫然。她有一個愿望——猶豫許久，她忽然靦腆地說，“想要飛起來。”

“是指實現理想嗎？”

“不，就是飛起來啊，你不想要飛嗎？”

故鄉是個偽命題

《高考》里訂婚的女孩林慶慶，幾乎是武子璇性格的反面，她大方健談，善于表達自己，不久前還剛剃了光頭，戴著一頂假發?；貞浧鹪诶霞业哪且荒?，她笑著說，那時一聽到電話里媽媽的聲音就開始哭，也記不得媽媽說了什么。

林慶慶的父母在上海的商場里做保潔，上初一時，她就被送回老家河南周口。在故鄉，林慶慶遭遇了嚴重的水土不服，渾身起紅疹，吃不慣頓頓饅頭夾菜，患上慢性胃炎，甚至聽不懂家鄉話，上課也跟不上。她很快放棄了。

回到上海那天下著毛毛細雨，像去時一樣，林慶慶一個人拖著大行李箱坐了八小時大巴。時隔一年，她記不起家的位置，在大街上徘徊了一下午，也不敢向路人借個電話，害怕自己的河南小鎮口音會被人瞧不起。直到警察在路邊看到一個渾身淋濕的13歲女孩，騎著三輪車來的林父還被罰了50塊錢。

10來平方米大的房間里，沒有區隔開客廳與房間，進門就是一張自制的上下鋪，父母和弟弟睡在下鋪，妹妹睡在上鋪。一家五口的晚餐比往常要擁擠，母親做了林慶慶最愛吃的土豆絲和豆角，這是最快樂的一天，她一口氣吃掉了5個饅頭。

林慶慶再也沒離開上海，她讀了中專，工作，戀愛，結婚，離婚，都在這個城市。

這是隨遷子女共同的困惑，在故鄉，他們不會說家鄉話，舉止與眾不同，在上海，他們卻又處于種種制度的邊緣。

凌旻華能感受到這種無處不在的隔閡

十年來，凌旻華也注意到，家長和孩子總有期待，希望自己的孩子中考時，政策就松動了，而孩子們又每每失望地走上回鄉之路。期待并非沒有原因，上海針對隨遷子女的政策有過多次變化，時松時緊，但現在看來，回鄉求學和在上海讀職校這兩個選擇，都比十年前更難。

2013年底，上海出臺新規，隨遷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入學條件與居住證掛鉤，明確要求“合法穩定居住”與“合法穩定就業”。自2014年起，在上海進行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須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內的上海市居住證，或父母一方滿3年的上海市臨時居住證及靈活就業登記證明。

對住在便宜私房內的外來工而言，合法穩定、能提供房產證明的住所這一條就難以達到，而從事廢品買賣等行業的人，更難出示穩定就業的證明。這項政策至今有效，但居住證的辦理條件從2018年開始有所放寬，改為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

“三年計劃”減少了農民工子弟學校，取而代之的是設備更好的公辦或民辦小學，但這也意味著隨遷子女需要達到更高的入學標準。

屠文建的弟弟正在上五年級，他正在發愁如何讓弟弟在上海上初中。

職業教育也在2014年提高了門檻，除了需要滿足義務教育階段入學的相關條件，還需要提供連續3年在上海就讀初中的證明，并且只招收應屆初中畢業生。

凌旻華感到不解，在她的調研和尋訪中，大多數職校老師都表示，隨遷子女往往是學校里最優秀和上進的那批學生。而中職讀完可以再考個大專，既保持向上渠道的暢通，又能培養更多緊缺型技術型人才，是給隨遷子女的折中方案。

十年后，凌旻華不再只是個研究者，目睹過60名學生如何掙扎于改變命運之后，她成了久牽的理事，希望能更多地幫助隨遷子女。

林慶慶則成了另一家關注隨遷子女教育的公益機構分社負責人，而她的妹妹是個幸運兒，在張軼超的幫助下，她通過提供全球大學預科課程的UWC（世界聯合學院）去了國外，之后考上加拿大的一間大學。

結束采訪這天又是周六，林慶慶帶著孩子們在進行合唱訓練，唱的是踏春，歌名叫《春姑娘，你在哪里》。林慶慶想起十二年前的“放牛班”，歌聲也是這樣無憂無慮，沒有意識到人生的第一條岔路口已經來到眼前。

（應采訪對象要求，侯學琴、屠文建、武子璇、林慶慶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