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闖關 摘帽“污染 ”3位老人見證4次三中全會

通過他們的回憶,呈現從“計劃”到“市場”的不易和曲折。

責任編輯:錢昊平

從左到右分別為:楊啟先:生于1927年,曾任國家體改委委員,參與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工作;高尚全:生于1929年,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參與十二屆三中、十四屆三中、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工作;張卓元:生于1933年,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參與十四屆三中、十六屆三中、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工作。(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6月21日《南方周末》)

從“計劃”到“市場”的關鍵節點

●1981年 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

●1982年 十二大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

●1984年 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7年 十三大提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

●1992年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1993年 十四屆三中全會,完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總體設計。

●2003年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2013年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起決定性作用”。

89歲的高尚全依然很忙。只要沒有其他的事,每天上午8點一刻,他都會準時到辦公室,在那里寫書、校稿、看清樣、接受采訪,“感覺每天事情做不完”。

這位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退休后,辦公室被安排在北京皂君廟4號,那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辦公地點。6月8日上午,高尚全在會議室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訪。

走路時步履已緩慢,但他精神依然飽滿,談起改革的過往,絲毫不見疲態。說到激動處,坐在沙發上略后靠的身體,就會微微向前傾斜。

過去40年,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有許多重要拐點。其中有4次“三中全會”較為關鍵。分別是1984年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和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高尚全參與了前3次“三中全會”的文件起草,尤其是1984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被認為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決定性步驟”。

這是高尚全第一次參加中央全會的文件起草工作,時年55歲。那一次,年長他2歲的楊啟先也是起草組成員,楊啟先當時是國家體改委綜合規劃局局長。

等到1993年,高尚全第二次參加中央全會文件起草時,比他年輕4歲的張卓元也進入了起草組,張卓元時任中科院財貿經濟所所長,此后,張卓元相繼參加了十六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起草工作。

楊啟先、高尚全、張卓元,3位老人就這樣交替見證了那關鍵的4次“三中全會”。如今他們都已經進入耄耋之年,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南方周末通過他們的回憶,呈現從“計劃”到“市場”的不易和曲折。

起草組“換將”,舊瓶裝新酒

十二屆三中全會:商品經濟第一次被寫入了黨的決議,意味著“精神污染”的帽子正式被摘除。

起初,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成員中,并沒有高尚全。

先于他成為起草組成員的楊啟先曾告訴南方周末,起草組1984年6月初入駐北京玉泉山。作為清代的“三山五園”之一,玉泉山在1949年以后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地標,多數重要文件都起草于此。

工作兩個月之后,起草組拿出了一個提綱,但沒有突破十二大“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定調。

中央決定用“換將”來打開局面。起草小組負責人換成了時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林澗清,新增成員包括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高尚全,以及鄭必堅、龔育之、林子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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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周凡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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