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沒死，他們在檔案館

  “一本日記、一枚?；?、一篇作文，每一件物品背后就是一條生命。檔案館 想把它們保存起來，讓后人通過檔案可以知道這些曾經如此美麗的生命。我們不是記錄死 亡，而是記錄生命”

孩子一懂事就要去看姐姐

6月3日正午，都江堰上空的太陽有些肆無忌憚。強烈的日光讓謝家強臉上溢出一顆顆白色鹽粒，在黝黑皮膚的映襯下格外顯眼。

就在幾天前，這個壯實、堅毅的漢子徹夜難寐，爬起身來坐在冰冷幽白的月光下，給遠方的女兒謝鑫婧寫了一封長信，信封上沒寫地址，因為他知道目前的寄送方式尚不能穿越陰陽、遞達天堂。當幾番苦痛的糾纏停駐，謝家強最終決定：在這個風雨過后的艷陽天里，將天堂之信轉交給姬勇。交信的那一刻，兩個男人的眼角同時落淚。

姬勇在當地是個明星，婦孺皆知。他的身份是“成都市檔案局政策法規處調研員”，這不是他出名的理由；第二重身份則是“成都電視臺脫口秀節目《成都搭檔》主持人”，觀眾稱其為“成伯伯”，這檔蓉城曾經最具人氣的電視節目，造就了他在民間獨特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這是姬勇和他的同事在震后第二次來都江堰，上一次是在5月27日；他們尋找和搜集的重點是夷為平地的新建小學、聚源中學遇難師生生前的所有資料，而謝鑫婧就是新建小學四（2）班的學生。這個班48人，5人當天請病假；到課的43人中，死亡28人，死亡率65%。“保留下這個集體的點滴痕跡，將成為一份系統、鮮活并且彌足珍貴的檔案。”姬勇說。

在謝家強的臨時住處——新鹿藥業單身宿舍外的一片樹蔭里，所有的人都在屏息凝視，大家湊在一起默讀這封特殊的“寄往天堂的信”；幾乎聽不到人的聲音，近處的蟬鳴凄切和空中救援直升機的轟鳴雜糅在一起，淹沒了這封信的每一位讀者低沉的哭泣。姬勇讀畢喃喃自語：檔案的定義是“一種直接形成的歷史記錄”。

“我愿意女兒到那里（檔案館）去”，謝家強說，“國家需要啥子就拿去嘛，而且將來我們還有個看婧妹（謝鑫婧的小名）的地方。以后應該還會要孩子，孩子一懂事就要去看姐姐。姐姐沒死。”謝家強和妻子李茜把女兒的遺物作了整理，分成三部分：能反映女兒生命記憶的獎狀、作文、畫畫、照片，還有跆拳道證書交給檔案館；有重復的照片自己留作紀念；孩子最喜歡穿的衣服和課本，就燒給女兒。另外，他們還將一張“新建小學四年級2班接運遺體記錄表”遞到姬勇手上：這是完整的遇難學生名單。

謝家強平時不愛說話，常年做電工的他習慣了同機器打交道：“我向來也不喜歡寫東西，不會寫；但這次一提筆就沒停下過，有寫不完的話，就是那天晚上特別想寫，要是現在，也許很多東西寫不出來了。”

“如果謝家強那天夜里不寫這封信，如果寫了卻不愿意把這封信交給我們，有關謝鑫婧的生命記憶在若干年后就會失去。我們的后人正是要通過這些生命記憶來體悟汶川地震，來感悟生命的珍貴。”姬勇小心翼翼地將信和照片、證書、作文一起裝入一個大號信封里，牛皮紙的，很結實，不會讓她再受一點震慟。

不記錄死亡，記錄生命

不是每個人都如謝家強般不假思索，他們要拿出來的東西意義太特殊了。

謝鑫婧的好朋友張怡佳被廢墟吞噬后，她的父親張思楊就閉門謝客，他一度緊緊攥著刻有女兒生前多段視頻資料的DVD光盤，不斷拭去表面的灰塵。姬勇給他打過電話，張思楊連復制都不愿意；他把光盤收進塑料袋，扎緊，放入箱底。他說，任憑未來飄搖何方，這些帶著親生女兒體溫和氣息的“珍寶”都將生死不離。而周靜波的父親周樂康、陳紫姍的母親周學琴則希望將遺物點燃，按民間的傳統習俗將這些屬于孩子的東西燒掉；他們始終感覺孩子“還需要這些，找不到會著急的”。所以，當姬勇等人帶著國家檔案館的證件走進他們中間時，他們不解、質疑、抵觸。

“為什么要給你們？你們用來做什么？”周樂康劈頭蓋臉地問姬勇。姬勇說，“一本日記、一枚?；?、一篇作文，每一件物品背后就是一條生命。檔案館想把它們保存起來，讓后人通過檔案可以知道這些曾經如此美麗的生命。我們不是記錄死亡，而是記錄生命。”

這段即興“告白”也許并不能讓所有家長完全領會收集檔案的行為意義，但“不記錄死亡，記錄生命”的話語還是解開了他們葛藤的心結。周學琴端詳著女兒的成績單和榮譽證書，反反復復地斟酌：究竟付之一炬還是交由國家永久保存。她額頭滾落好幾粒豆大的汗珠，之后眼噙淚水將東西交給姬勇，然后緊緊地與每個人握手。

聚源中學遇難學生胡娟的媽媽原本一直堅持要將女兒的團員證放入骨灰盒。她說，女兒還差14天才滿16周歲，不能辦身份證，“帶上團員證，到了地底下也算有個名分”。 韓梅摘下眼鏡，擦去淚水，然后鄭重其事：“讓國家檔案館保存，所有人都會記住胡娟的名分”。“讓我再看女兒一眼，行嗎？”

當然，誰都不可能去阻攔。胡娟的媽媽將團員證交到韓梅手中后，又觸電般轉身進屋，翻出三張作文稿紙，這是胡娟的一篇獲獎作文，字跡娟秀，同時也有初中生剛學行書時的幾分凌亂，作文首頁頂部有老師的粗筆批語“優秀獎”，左側是文章的題目：《父母的愛》。胡娟的媽媽念了結尾：“一個愛就能證明出做父母親的責任，一個愛就能證明出家庭的溫馨、幸福、快樂、美好、甜蜜的氣氛。”沒有念完，無法念完。

摩托車開道。那是謝家強和李茜夫婦頂著烈日為檔案館的車引路，他們給張思楊打了電話，這一次，對方默許。張思楊是一名大學教師，四川工商職業技術學院信息工程系的副主任，地震過后，他和他的同事們一直堅持在學校的體育館里辦公；學生早已返鄉避難。姬勇他們見到張思楊的時候，他已經毫不猶豫。體育館里的臨時辦公室放上了幾十臺電腦，這都是年輕教師們搶救出來的國有資產，里面保存著大量的教研資料。張思楊開啟一臺電腦，放入那張DVD光盤，暴風影音窗口里張怡佳的身影清晰可感：小姑娘穿著舞蹈裙、化了妝，和伙伴們一起為“六一”文藝演出做準備，那是去年的兒童節，校園里滿是鮮花；今年則滿是花圈。

韓梅迅速填好一張蓋有“成都市檔案局”公章的收條。張思楊將光盤原件和收條小心放好，然后遞給在場的人每人一瓶礦泉水。
緊接著，余震讓現場又輕微晃動了幾下。

最原始的、不加雕琢的、留給后人的

姬勇和他的同事們那幾天經常流淚。這些檔案工作者們平時習慣了“坐等”，因為按照常規，檔案都是由機關單位在一定的時間段內主動交送同級檔案行政主管部門收存的。

但這一次很不一樣，所有的常規都不再常規。5月15日，成都市檔案局以“成檔發【2008】34號文件”的形式要求“形成、收集和管理好反映災情、記錄黨委政府及其部門抗震救災處置和災后重建的文字材料、統計報表、照片、聲像材料等檔案資料，并按分級分類管理的要求整理、移交綜合檔案館”。

姬勇他們顯然超出了這個文件所下達的職責范圍。

“長期以來，我國的檔案工作都是等待自然歸檔，而主體多是黨政機關的公文、函件、通知、會議記錄。姬勇他們屬于主動建檔，而且檔案主體選擇了民間、最基層、小人物。”喬健從事了一輩子的檔案學研究，現在是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副院長、教授，他說：時機要抓、要搶，要吸取唐山地震民間檔案大量流失的教訓，“誰規定檔案只能是官方文件？”

在喬健看來，汶川地震以來，“從大范圍來看，檔案部門的工作嚴重滯后于文博部門”；由文博部門倡導建立的“紀念館”、“地震博物館”已經開始了大規模的實物征集，與之相對的是，很多民眾還對檔案工作不甚了解。不少專職檔案干部也同樣存在偏見，“遇難者的遺物、資料算不算檔案”的爭論一刻都沒有止停過。

“這當然是檔案，而且非常珍貴。如果不加強收集整理和保護，損失將難以彌補。”唐山市檔案局局長楊振岐說。2006年7月28日，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后，國家、河北省和唐山市三級檔案部門聯手啟動唐山大地震專題檔案的收集整理，在收集范圍中就明確提出要“包括24萬多名遇難者的系統資料”。

“即時建立地震遇難者的生前資料專題檔案，據我所知，行動最早的就是我們，”姬勇做事不喜歡拖泥帶水，“如果我們還停留在討論爭議，那么爭議的同時很多珍貴檔案就在流失。這是干檔案的恥辱。”

姬勇始終堅持，檔案工作與文博工作本身是不矛盾的。“肯定會有交叉，如果博物館需要，我們會復制后無償提供。但是博物館往往指向性明顯，每一件物品都會配有文字解說或者說明；檔案是最原始的、不加雕琢的、留給后人的。”

謝家強、李茜手里的女兒遺物其實是可以出售的，就在姬勇他們到來的前幾天，日本記者還在不停地給他們打電話。姬勇說，在征集遇難學生檔案的過程中，沒有一位家長提出過物質要求。而就在他們第一次從成都開車趕赴都江堰的路上，所有人其實都在設想，“如果有家長開口要錢，我們可以接受的款額底限是多少？”

無償也意味著無價。姬勇介紹，在現行的檔案管理中，依據保存價值將資料分為“永久保存”、“長期保存”和“短期保存”三種類別；雖然地震檔案的級別官方還未定性，但姬勇堅持認為，“一定要定為永久保存。如果不是永久保存，就意味著某一天要銷毀它們，這將是對這段歷史和這群生命的抹殺。”

6月10日上午，成都市檔案局（館）二樓的一間辦公室，工作人員正在對這批遺物進行組卷、編號、建立內目錄。一個孩子便是單獨的一卷，胡娟的作文就被編為“0001號”，而每本卷宗的封面都用黑色記號筆重重地標注著“5·12大地震”。

6月底，這群孩子的檔案就會全部入庫上架，目錄本將放至大廳；所有的公民可以依法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