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課是有價值觀的” 馮侖回顧臺灣“支教”

馮侖（新華社 毛思倩/圖）

“我贊成適度的體罰，不叫摧殘。”馮侖說。在臺北給小學生講授胡適《我的母親》，他課堂上講到了“體罰”。這段內容并未出現在浙江衛視的播出版中。

企業家馮侖去過40多次臺灣，大多因為工作。受文化節目《同一堂課》邀請，他第一次以“代課老師”的身份，去臺灣教三天語文課。

支教的小學位于臺灣新北的鼻頭角，那里依山傍海，是太平洋和東海的分界點，屬于臺灣的“偏遠小學”，全校只有十幾個學生。讓馮侖意外的是，“偏遠小學”的教育質量與臺北的小學相差不多。除了語文數學等主課，孩子們每周還有音樂、美術、科學和園藝課程。

馮侖1977年參加高考，當時的作文題目是《難忘的一天》。“這個題目看著平淡，確實挺難寫的。”馮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我寫了一篇爬泰山，怎么到了泰安，爬山過程中的體會、觀察，最后結尾還寫得挺正能量。過去講登泰山（而小天下）。”

那年馮侖考得不錯，成為了77級大學生。祖父和父親都辦教育，他的語文學習也始于家庭。他至今推崇那種舊式教學法——“講解、背誦、練習”。“我發現在臺灣他們寫作文很差，平時不練習。”馮侖覺得這與時代有關，“我們那個時候可讀的東西少，一件事反復讀；現在讀太多了，每件事都讀得不深入。手機看完了（以為）什么都知道，就能對付聊天。”

在臺灣，馮老師教給孩子們的，是胡適的回憶散文《我的母親》。課堂不局限于教室，為了讓小學生體會父母的辛勞，馮侖讓他們學習制作當地小吃石花凍，去景區九份叫賣掙錢，然后用掙來的錢給母親買禮物。

2018年6月30日，馮侖在北京回憶這段支教經歷，與南方周末記者談起他理想中的語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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