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變革的成就感是“名和利不能代替的”《人民日報》老報人追憶農村改革

1981年10月1日，河北臨西縣，開始實行包產到戶，農民勞動熱情高漲。種田積極性提高，這是農民在購買化肥。（視覺中國 蔣鐸/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農村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農村改革做出了獨特貢獻。幾代新聞工作者切實參與和推動農村改革，或前往一線調研，或組織稿件爭鳴真問題，促進全社會對改革的思考和實踐。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南方周末采訪幾位人民日報老報人，請他們回顧農村改革初期的往事，呈現改革的艱辛與昂揚。

提起1980年代，吳長生笑了，稱之為“白頭宮女說玄宗”，眼睛卻亮起來。1983年，他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所畢業，到人民日報農村部工作。

“能與李克林、姚力文、劉衡這樣的人民日報老前輩們共事，得到他們的‘熏蒸’，真是一種幸運，雖然時間不長，但終生受益。”吳長生曾經在人民日報社離退休干部局主辦的微信公號撰文回憶。

而李克林、姚力文，曾經擔任他的領導，農村部正、副主任。這些老報人不僅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親歷者，更是推動者，他們的回顧和見證，對農村改革初期的艱辛和突破，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

當時，農村部可能是人民日報社最活躍的部門，讀者來信以麻袋計。

“動不動傳達室就說：你們來拿信。我們兩個小伙子，推個車，有時候一推就是兩三個麻袋。”1974年，何加正分配到人民日報經濟部農村組，“翻麻袋”是入職后的重要功課。

1978年，“農村組”升級為“農村部”，主任是人稱“李老太”的李克林。“文革”結束時，李克林已經六十多歲了；兩位副主任季音和姚力文，分別比她年輕七歲和十歲。三人的新聞生涯都始自抗戰時期的根據地。

李克林編過《平漢線報》，華北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季音編過《新華日報》華中版；姚力文在創刊時期就進入了《人民日報》。三人并無私交，默契卻仿佛早已形成：李克林退休后季音繼任，季音調到其他部門后姚力文接棒。

今人遙想改革年代，會以為“窮則變，變則通”，水到渠成，事實上，在改革成為共識的年代，改革仍需要勇氣、智慧和擔當。百舸爭流，仍然會有激流險灘。

“一切秋后看”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文章見報前，農村部主任李克林并不知情。多年后，她在《幾乎中斷“包產到戶”的張浩事件》一文中回顧了當時情景。

當年的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上，安徽省的“包產到組”政策引發激烈討論。會議還沒結束，中央農口的領導同志轉給《人民日報》一封署名張浩的來信，內容是“包產到組”在洛陽農村引起的混亂，并另寫一封信表明態度。3月15日，張浩來信在《人民日報》刊登，即前述文章，配發的編者按是根據指示信改編的，其中的關鍵信息是：人民公社要繼續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錯誤做法的地方，應堅決糾正。

正值春耕，張浩來信立刻引起巨大爭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農村勞動組織“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

堅決糾正“包產到組”的錯誤做法，使已經“包產到組”的地區一時亂了方寸。李克林相當震驚，按慣例，此類讀者來信應交由相關部門處理。

當時，很多領導干部對“包產到戶”都持保留態度。1978年，季音到江蘇采訪，想參加省委的農村工作會議，遭到婉拒。該省提出“堅決堵住西大門”，目的就是抵制鄰省安徽“包產到戶”的“歪風”。

依據官方統計數據，1956年到1978年，22年間，中國農業總產值從1033.8億元增長到1794.5億元，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緩慢遞增。農民的具體情形可能更為嚴峻，據南方周末記者對親歷者的采訪，一工分兩分錢的勞動價格在山東、北京等多地農村常年不變。窮則變，安徽的巨大示范效應使全國出現眾多效仿者。因此，張浩來信及配發的編者按引起軒然大波。

讀者來信雪片般涌向人民日報，正在北京參加農業會議的代表不斷接到家鄉電話，詢問是否中央政策變化。震蕩最強烈的，是張浩批評的洛陽地區和“包產到組”走在前列的安徽省。為此。新華社河南分社寫了兩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