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說形式揭示儒家的言述危機”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商偉談《儒林外史》
1978年至1988年，商偉自本科、碩士到留校任教，都在北大中文系。他曾在袁行霈教授指導下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詩歌，后任林庚教授的助手。1988年，商偉赴哈佛大學東亞系攻讀博士學位，隨韓南教授研究古典小說。
責任編輯：邢人儼
作為科舉考場上的失意者，吳敬梓的前半生動蕩不安，在家產敗光后靠賣字畫和朋友接濟為生，《儒林外史》因此也帶有他本人的“自傳”色彩。
（本文首發于2018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1978年至1988年，商偉自本科、碩士到留校任教，都在北大中文系。他曾在袁行霈教授指導下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詩歌，后任林庚教授的助手。1988年，商偉赴哈佛大學東亞系攻讀博士學位，隨韓南教授研究古典小說。
“我當時覺得古典詩歌與社會的接觸面太小，所以興趣轉向小說戲曲，還選修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課程，想從別的學科來考察小說戲曲的豐富現象。”商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商偉來說，重要的是從細讀文本開始。在細讀的基礎上，商偉把《儒林外史》納入思想史的脈絡來研究。“吳敬梓以小說的形式，深刻揭示了儒家的言述危機及其體制根源。在這方面，沒有誰比他做得更好了。從寫作時間上看，它早于戴震和凌廷堪等人關于禮的論述；它的直覺洞見是當時的思想論述難以匹敵，也無法替代的。”
商偉認為《儒林外史》的整體性在很長時間里都被低估了。魯迅說它“雖云長篇，頗同短制”；胡適視之為短篇小品的連綴——似乎可以把它拆成短篇，節選來讀。“但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商偉說，“遲衡山在泰伯祠的墻上貼了一份儀注單，這似乎是一個無關宏旨的細節，但十一回后，王玉輝這位遲到者來訪，就站在儀注單前，‘將袖子拂去塵灰讀了’。這是一個回顧的瞬間，讓我們透過王玉輝的創傷經歷，重讀泰伯禮，也對泰伯禮提出了它回答不了的問題。”
2018年5月31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Kent Hall，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中國文學教授的商偉，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
《儒林外史》的核心問題正是儒家禮學
南方周末：為什么從禮的角度入手研究《儒林外史》？
商偉：這取決于《儒林外史》自身的特性。明清章回小說中，沒有哪一部像《儒林外史》這樣直接擁抱當下思想論辯的核心問題——就吳敬梓生活的十八世紀初、中葉而言——是儒家的禮學。
清初儒家禮學的核心，在于確立禮儀實踐在儒家社會中的主導位置。清初學者在總結明末的歷史教訓時，對宋明儒學展開了深刻反省與激烈批判。他們中的很多人認為，程朱（程顥、程頤和朱熹）理學和陸王（陸象山、王陽明）心學都受到了佛教尤其是禪宗的侵蝕，背離了儒家的正宗。所以他們試圖回歸心目中的經典儒學，致力于恢復或重建禮儀，為儒學提供行為實踐的基礎與外部體制的依托。與此相伴隨，是從理學的形而上關懷和心學的反求諸己的心性之說，轉向了經世之學的制度建設和禮儀實踐。
這樣描述明清之際的思想學術轉折，引出了許多問題：首先就是儒家禮儀主義者所說的“禮”指的是什么。有的學者指出，儒禮包括禮制、禮儀和禮義三個方面，而在清初，三者都共同指向了以人倫綱常為核心的宗法倫理、制度和禮儀。那么，清初禮學與其所批判的程朱理學之間，有什么根本區別嗎？因為程氏兄弟和朱熹也同樣熱衷于建設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地方宗法制度。有的學者干脆就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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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柯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