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的辯與變：如何將“水”放進實體經濟

2018年7月22日，廬銅鐵路竣工驗收。鐵路于2014年7月開工建設，長度112公里，時速120公里，總投資54億元。（東方IC/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地方平臺成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要交匯點之一，但也容易成為失控之處。

如何通過杠桿加減魔術，真正優化經濟結構，成為眼下的迫切問題。

2018年7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

此次政策調整，備受矚目。其中一個特別的背景，則是此前所謂的央行與財政部之爭。

數日前，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公開表示，當前“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列舉了諸多財政政策問題，如積極財政下赤字不升反降。隨后，一位署名“青尺”的財政系統人士在媒體撰文稱，不能將赤字規模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簡單等同。

一來一往，兩大宏觀調控政策機構爭議背后，既有地方政府和國企債務給金融系統造成的壓力，也有宏觀政策對實體經濟增長的擔心，更是市場對于更深層次結構性改革的“呼喚”。

從去杠桿到穩杠桿

“貨幣政策寬松了這么多年，央行想要改變，但是政策改變的過程中如果沒有財政配合，就有可能制造新的問題，所以央行很焦慮。”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早在2017年10月，原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談到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時說，如果經濟中的順周期因素過多，會導致市場過于樂觀并造成矛盾的積累，從而

到一定時候出現“明斯基時刻”。

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形容經濟體中隱藏的風險突然全面暴露，資產價格暴跌，經濟體全線崩潰的那一刻。

緊縮的貨幣政策對金融杠桿下降產生直接作用。2018年7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文章《結構性去杠桿穩步推進》指出，2017年杠桿率增幅比2012—2016年杠桿率年均增幅低10.9個百分點，2018年一季度杠桿率增幅比2017年同期收窄1.1個百分點。該文將現階段的金融政策定位為：去杠桿初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