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病在何處？如何面對？

“貿易打造的世界”，解散了親密的人類關系，讓經濟邏輯支配了社會，改造了政治和社會的構建機制，最終，也塑造出了全新的人性樣式。（東方IC/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在一個“貿易打造的世界”，最深刻的改變，是人性樣式和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人成為“交易人”、生活則成為不同價值之間的商品化交換。由此，也帶來“社會”本身的改變。人與自身、社會和自然的關系，全都被觀想為一種純粹的交易關系。

儒學的前景，在于它能否幫助現代人重建親密關系、重建社會紐帶、重建人性，而不在于能否在言辭和概念上挫敗其它競爭者。

馮達文教授最近在《南方周末》發表《為何要從自由主義回歸古典儒家？》，提出一項很重要的論題：振興儒學，將為現代世界帶來不一樣的改變。這里所謂的“不一樣”，是相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智識供給能力而言的。

我們依然記得，許多年前，以一些港臺新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學人，曾努力使自由主義吸收儒家思想的要素，從而形成“儒家自由主義”或“儒學自由主義”。這一努力在今天看來是值得商榷的。它預設了一種整全學說和生活方式的西方中心論，將自由主義的學理和西方現代性所構造的社會生活形式視為儒學思想應該通過調適自身而加以迎合的東西。

馮先生的文章，彰顯著一種新時代的文化自覺。儒家作為一種屬于“我們”的思想資源，試圖給曾經被自由主義整全學說裝扮成普遍歷史經驗的現代性注入一些全新的東西。這就是對人、社會和自然的儒式觀想之道。

我對此完全贊同，同時也想推進這個論題，來加深我們的思考。我關切的問題是：現代社會究竟病在何處？儒學該如何面對？

現代性：商人與商業社會

劇烈的變遷大概是百余年來中國文化的一個獨特景觀。且不說各種異域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光是那些“只是被介紹、從未受理解”的西洋理論，就不計其數。時至今日，大量譯得或好或不好的異域作品，仍為圖書市場的碼洋做著重要貢獻。

到了近些年，畢竟看起來頗有些“風景這邊獨好”，所以異域思想的好光景開始受到質疑。這質疑，從知識界個別領域傳出的些微雜聲開始，漸次增強放大開來。伴隨著中國力量，開始要發出中國聲音了。

一點兒也不奇怪！任何一種思想，都是對某種心智壓力的回應。百余年來，中華民族的處境地位，可謂“大落大起”。從處處不如人，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猛然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須彌之間的事。以思想和觀念為生的人文學知識人，面對這樣變化異常的景觀，必然有極強的心智沖動，去找尋可靠的思想工具，來理解究竟發生了什么、預測什么即將發生。

以賽亞·伯林說，狐貍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雖然同為知識人，但不同于各行各業的技術專家，以沉思人類命運為己任的人文學者所關切是一件大事。這大事，就是我們稱為“現代性”的那個東西。

“現代性”的概念在漢語世界存在已久。四十年來，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