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戛爾尼使華日志看中英兩國當時的知識差距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國派出的特使馬戛爾尼到達熱河（承德）行宮，拜見了乾隆皇帝。（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如果以謝清高的《海錄》與當時英國對于遠東的知識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差距。問題出在什么地方？當時的中國并不是不能獲得外部知識，當時的中國有著許許多多個“謝清高”，但在世界全球化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外部知識，在中國卻不為朝廷所重，也不為當時讀書人所重。在“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么一個龐大的建構之中，竟然找不到這類知識可以擱置的位置。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國派出的特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到達熱河（承德）行宮，拜見了乾隆皇帝。馬戛爾尼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祝賀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真實目的是要求與清朝擴大通商并獲得割讓小島等權利。馬戛爾尼使華的主要目的失敗了，當時在清朝并沒有引起太多的反響；后來的歷史卻說明，這是中國歷史上頭一等的大事。

馬戛爾尼使華前，英國政府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其中包括了關于航行和中國的“知識”準備。1792年9月，馬戛爾尼使團從英國出發，沿著大西洋一路南下，經過馬德拉島（Madeira，葡萄牙）、特內里費島（Tenerife，西班牙）、佛得角群島（Cabo Verde，葡萄牙）、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葡萄牙），到達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達庫尼亞島（Tristan da Cunha，后歸英國）；隨后順著洋流橫向往東，越過非洲的南端，一直航行到印度洋南部的阿姆斯特丹島，然后再順著季風和洋流，到達爪哇島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由此經昆侖島、土倫港（今峴港），于1793年6月到達中國廣東海面。從馬戛爾尼使團的航行來看，他們對大西洋、印度洋以及東南亞各海域的氣候、風向、洋流，已經有了比較好的把握。這是海洋與航海知識的運用與加強。

馬戛爾尼使團對于沿途各地有著詳細的記錄，到了中國之后，更是有著各種各樣的記錄。這可見之于使團的官方文獻，還可以見之于使團的許多私人記錄（其中一部分也譯成了中文，例如使團副使斯當東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英國由此可以獲得許多外部的和內部的情報。這使得英國對于沿途和中國的知識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說，這也是使團的目的之一。最近，何高濟教授翻譯了《馬戛爾尼勛爵私人日志》（與使團醫生巴羅的記錄一并收入《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一書，下引書未注出處的，均指本書），讓我看到了馬戛爾尼的中國印象，或者說是他的中國知識。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何高濟、何毓寧譯，商務印書館，2013（資料圖/圖）

馬戛爾尼的中國知識

《馬戛爾尼勛爵私人日志》篇幅不大，分成風俗與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財產、人口、賦稅、文武官員的等級和制度、商業和貿易、技藝和科學、水利、航行、中國語言和結論等章節。作為兩百多年前的“老外”，第一次來到中國，不懂中文，但對中國的觀察和了解卻相當深入。這是他們的知識需求所致。我在這里引用馬戛爾尼的幾段話，測一下他關于中國知識的水準。關于宗教，馬戛爾尼稱：

我現在來談談中國流行的宗教。就我所見，其中沒有一個對信徒的行為產生多大的影響。教義可以不同，倫理幾乎一樣，都要支持和履行同樣的社會義務。但人的品德并不總是以他們的宗教觀而定，所以我相信，某一教派的犯罪分子很難比另一教派少。中國沒有正式的國教，沒有擁有壟斷特權的教派，也不排斥某教派的信徒擔任官職。國家的工作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不管他們是在廟里還是在浮屠里作祈禱?；实叟蓙碜o送我們的使團中，韃靼使節（徵瑞）信喇嘛教，王（文雄）是佛教信徒，喬（人杰）是孔教，他們三人做的是同樣的工作。（第18頁）

在當時的西方，宗教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有時具有超政治、超經濟的強勢地位。馬戛爾尼也同樣關注于中國的宗教生活及其政治地位。他提到的三個人都是乾隆皇帝比較信任的官員。徵瑞（1734-1815），滿洲正白旗人，富察氏，時任長蘆鹽運使，后長期任職于內務府，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是仿效乾隆帝。王文雄（1749-1800）是武夫出身，貴州玉屏人，曾從征緬甸、金川，時任通州協副將，后官至固原提督，自稱是佛教徒，很可能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燒香拜佛。喬人杰（1740-1804）是舉人出身，山西徐溝（今清徐）人，時任天津道員，后官至湖北按察使，自稱其信奉孔夫子是很自然的事。馬戛爾尼對此不能詳加區別，甚至將儒學也當作了宗教，即孔教。他可能不知道，徵瑞、王文雄也會同樣地信服孔夫子的學說。然而，他對中國沒有國教、宗教不占政治生活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