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數之緣

2016年春天，作者與張益唐（右）在加利福尼亞海濱。（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8月9日《南方周末》）

一個數學問題一旦與素數發生聯系，就會變得深刻，難度也驟然增大。

一

1985年春天，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國內尚沒有直接攻博，或碩博連讀一說，所以我們是經過考試的。原本，碩士學位需要三年才能拿到，但我和王煒因為論文完成得早，且都已經發表了（那時還沒有SCI一說，我們的論文都是在國內刊物發表的），因此得以提前半年畢業。換句話說，我們趕上了七七級那幫同學。

說到山大數學系七七級，我認識的人不多，其中有考入北大的張繼平，他后來得過陳省身數學獎，做過北大數學學院院長；考入浙大的薛安克，曾多年擔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校長。在山大讀研的，有從浙師大考來的黃巖老鄉潘興斌，現在是華師大紫江學者。還有一些留學海外并做了教授，我在北美的旅途中就見到過好幾位。

說到山大七七級，我還知道有兩位同學后來分別當選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他們是化學系江桂斌和物理系李衛。2016年，李衛作為校友代表回母校參加畢業典禮，演講時提及他就讀的磁學專業老師郭貽誠教授，我在校時就聽說過他。郭先生是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導師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C.D.安德森，1939年回國后曾任教浙江大學龍泉校區?，F在想起來，郭先生可能是那時山大教授里“出身”最高貴的。

讀博第一學期我曾兩次去北京出差，算起來分別是我第四次和第五次進京。第一次是大二暑假去北京姑姑家探親，第二次是研二寒假去大西北時路過，第三次是1984年冬天，我和王煒去北京中關村數學研究所查閱資料。那時候沒有電腦或互聯網，所有文獻都是紙質雜志和書籍，數學所的資料比起山大來更為齊全，因此博士生通常都會去北京，那時候七小時的火車已經算很方便的了。

說實話，我對絕大多數復印的資料不太記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數學所資料室的工作人員，她們非常喜歡聊天。一旦進入資料室，不管你是否愿意，京腔都會飄入耳朵。聊天的內容當然與數學無關，而是日?，嵤潞腿ぢ?，比如某某研究生的戀愛對象，或某某數學家的個人愛好。我后來猜測，由于數學所女性比例極低，她們不自覺地產生一種優越感，以為凡是男性都愿意聽她們說話。久而久之，聊天就成為她們對男性的一種精神撫慰。

第四次進京是在五一前夕，我停留了一個星期，搭乘的是夜班火車，所謂夕發朝至，平生頭一回乘坐了臥鋪（硬臥）。出差的事由也與數學無關，而是去參加“首都部分高校大型社會觀念變革學術討論會”。這個會議的出發點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日益深入的發展，整個社會生活領域中的某些傳統的舊觀念舊模式受到了有力挑戰，并已開始發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如何深入理解和認識這場變革，分析它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是當時理論界的重大課題。

雖然我本科和碩士階段沒有當過學生干部，讀博以后卻做上了學校研究生會學習部副部長，與我同行的孟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