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推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農健/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8月23日《南方周末》）

比如針對婚喪嫁娶的鋪張浪費和攀比問題，桐鄉市推出了“文明評判+村規民約”組合拳，讓群眾自己制定、評判酒席標準，解綁了群眾的“面子債”，剎住了鄉里攀比之風，形成了良好的治理秩序

以村民（居民）自治為內容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中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鶎尤罕娮灾沃贫劝l端于城市，經過艱難且曲折的探索后，于1982年被寫入憲法，成為國家根本大法規定的正式制度。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標志著中國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正式建立。但在村民（居民）自治制度的具體實施中，過去我們多將之理解為民主選舉，而較少關注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就此而論，村民（居民）自治制度存在較多不足、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中共十九大針對基層社會治理，在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三種治理方式的內涵和相互關系是什么，值得仔細探討?；卮鹆诉@個問題，就可以將三者更好地結合以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性。

基層自治的邊界

基層自治指基層社會的大部分公共事務依托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議事會、村民理事會、村民監事會等組織形式，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協商格局，坐實民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

這是國家法定的、以村民權利為本位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基層社會治理的根本目標和“源頭活水”?；鶎蛹仁钱a生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的“源頭”，也是協調利益關系和疏導社會矛盾的“茬口”，社會問題復雜多變，因此，處理基層公共事務主要靠基層自治，這是憲法規定，也是基層社會的現實要求。

當前，我們迫切需要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的范圍，不僅要民主選舉，而且包括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以及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提高。如此，才能實現高質量、高水平的基層自治。

比如從2013年起就開始進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建設實踐的浙江桐鄉市，就按照“費隨事轉、權隨責走”的原則，梳理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需依法履行的36項事項”和“需協助政府工作的40項事項”兩份清單，劃清“行政權力”與“自治權利”界限，推動了基層自治組織職能回歸。

要注意的是，基層社會自治必須要有邊界，其一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二必須在法治框架內進行。

自治與法治、德治相互貫通

法治之于基層社會治理的意義，不僅僅是指依據法律條文調節社會關系，更重要的是指法的精神，是包括村規民約在內的一整套規則體系。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說，并非所有的風俗習慣都需要法定化。人類受多種事務的支配，包括氣候、宗教、法律、施政原則、先例、習俗習慣等，這些社會規范就形成了一種“一般精神”。正是這種一般精神形成了一個民族的內在性格和文化傳統，它往往可以左右成文法的實施效果。風俗和習慣是民族一般精神的重要載體，法律是立法者創立的特殊、精密的制度，兩者共同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