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奈保爾，我們的作家太會為人處事，太俗務纏身

1992年，奈保爾在巴黎 圖 / A. Abbas

他在牛津大學這個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似乎并沒有找到身份認同。特立尼達也不是他的鄉愁。多年以后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致辭時，他甚至都沒提到他的出生地。印度就更不是了，對他來說，印度“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形的世界，因而從來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它遠離特立尼達，是個存在于虛空之中、沒有具體歷史的國度”。

盡管后來他三度考察印度并寫了關于印度的三部曲，但他聲明：“我不為印度人寫作，他們根本不讀書。我的作品只能產生在一個文明自由的西方國家，不可能出自未開化的社會”

原標題《小說家的一種定義：V·S·奈保爾》

每個小說家幾乎都有自己對于小說的定義，有的苛刻，有的寬泛，有的尚未完成定義，有的根本缺乏自覺，充其量只是一個模仿者。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認為：小說是“散文的偉大形式，作者通過一些實驗性的自我（人物）透徹地審視存在的某些主題”，小說家則“是一個發現者，他在摸索中試圖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一面”。

V·S·奈保爾的說法則簡單粗暴，卻又曖昧不明：“小說是編造的東西，這幾乎就是它的定義。但同時，它又應該是真實的，得自生活的，即小說的一個要點是，小說來自對虛構的部分拋棄，或者說，透過虛構作品看到了某種現實的話，這部作品就是小說。”

以最古老的含義來說，小說家就應當是奈保爾的樣子：對周遭事物保持苛刻的好奇，敏銳的觀察力，毫不留情的筆觸，最深刻的同情，甚至忘我的投入，不計任何代價，包括個人形象等等。在此之后，才能談論一個小說家的獨立和自由。

奈保爾剛剛去世，然而他的作品（包括虛構和非虛構作品）卻存在了半個多世紀，他對小說這門藝術的思考也差不多同樣漫長，若加上父親對他的早年啟蒙，則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在追問“小說是什么”以及“小說家何為”的氛圍當中。他很可能同意昆德拉關于小說家的部分定義：一個發現者，但可能對后半部分有所保留：對存在的揭示者。證據是，他一生都在觀察、游蕩，但與其說他想揭示什么未知的存在，不如說他一直在試圖發現自我。

身份

談論奈保爾的作品，離不開他復雜多元的身份：印度移民后裔、中美洲某島國出生、英國牛津大學畢業、虔誠的佛教徒……但在某些場合，他對這種所謂“身份認同”的解讀不屑一顧。

V·S·奈保爾（V.S.Naipaul，1932.8.17-2018.8.11）出生于加勒比海島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一個婆羅門家庭，他的外祖父在世紀之交的時候，作為一名契約傭工從印度遷居至此。他出生后跟隨父母居住在當地的印度移民社區。奈保爾出生的那一天，他父親成為一名英語記者，這在以后影響了他的人生理想。7歲的時候，奈保爾跟隨家人搬到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首都西班牙港，在當地的英語學校就讀，逐漸接觸了歐洲的思想文化，并以優異成績被牛津大學錄取。

在此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