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對后世中國的意義

漢武帝時代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曹一/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8月30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探索未知世界的熱情 空前強烈的國家認同 漢武帝時代之于后世中國的深遠意義》）

漢武帝的朝廷始終保持著巨大的開放性，不斷的察舉、征辟，把全國各地的人才吸納進來。無形之中，社會上不安分的優秀領軍人物，也就少了很多。同時，一些長期有效的經驗在折騰中被摸索出來。幾十年大范圍的人口流動，留下來的印跡，是空前龐大的疆域和空前強烈的國家認同

公元前141年，十六歲的漢武帝登基，他接手的，是一個暮氣沉沉的統治集團和一個青春洋溢的國家。

漢朝實行郡縣與分封兩種地方管理模式。各同姓諸侯王曾經野心勃勃，但經歷過七國之亂的慘敗，他們很清楚自己無力對抗中央，于是或者醉生夢死，或者開始在精致的文化品位中消磨人生。

朝廷直屬的地方與部門，也一樣慵懶懈怠。漢朝畢竟去古未遠，世襲制還有相當普遍的社會認同，給予功臣的回饋，也不得不高于后世的許多王朝。老一輩的功臣故去后，他們的子孫也在朝堂上占據要津。景帝后期周亞夫之死，可以認為是勛貴子弟中最后一個優秀人物故去，后來者即使做到丞相，也不過是“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

而官方推崇的黃老之學以靜鎮之，似乎在給這一切碌碌無為提供理論依據。實際上，在大規模戰亂民生凋敝之后，朝廷不多介入，充分發揮社會的自我修復功能也許不失為善策。但當人口和社會財富都積累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又不免如韓非子說的，是“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如沒有馬鞭與韁繩，卻想駕馭悍馬了。

《史記》《漢書》談論漢景帝后期的社會景象的時候，憂心忡忡地說起社會中上層的攀比消費，豪強大族不受公權力約束的地方特權，以及生活充裕的社會底層難以宣泄的過剩精力。不必贊同他們的立場，但整個社會，確實充滿了躁動不安的氣氛。

這樣一個時代迎來這樣一位好動喜事，雄心勃勃的皇帝，立刻就爆發出可怕的能量。

察舉制：推薦與考試結合

漢武帝即位之初，活得是很壓抑的。開始，是奶奶竇太后當權，好容易熬到竇太后去世，母親家族的外戚勢力又迅速擴張，舅舅田蚡，成了說一不二的宰相。

制度史家引用的材料是，田蚡“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一個毫無從政經驗的人，田蚡會讓他直接從郡守干起。秦代與漢初，郡守直接對中央負責，類似于今天的省長，東漢州成為正式行政區劃后，郡守類似今天的地級市的市長，漢武帝時代，郡守則介乎兩者之間。對比今天大人物的履歷，這種任命有多么簡單粗暴，不難體會。

至于韓安國為代表的一幫子老臣，雖然不至于這么囂張跋扈，但一樣讓漢武帝不舒服。元光三年（前132年），漢武帝想借另一位外戚竇嬰來敲打田蚡，讓兩個人當廷辯論，指望群臣表態支持竇嬰一下。結果韓安國說了一大堆，大意就是：竇嬰也對，田蚡也對，到底誰對，皇上您說了算吧。漢武帝氣得當時走人。

怎樣打造一個能充分貫徹落實自己意志的官僚體系，自然一直是漢武帝最關心的問題。

相應的制度建設，就是察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