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個“一號文件”中的農村四十年 轉折點上被“反哺”

編者按：

40年來，中國農民解決了困擾上千年的吃飯問題，告別了已被征收兩千余年的“皇糧國稅”，迎來了土地的“三權分置”。

農村發生了巨變，并且其每走一步都影響著整體改革，沒有人能否認，這場持續了40年的改革始于農村。

同樣不能否認的是，農村在解決舊矛盾的同時，又有新矛盾產生，甚至還加劇了一些舊有的矛盾，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仍然明顯。不過，隨著十八大之后，中央先后實施了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農村又趕上了新的機會。

杜潤生牽頭制訂了1982年到1986年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

談到農民進城打工時，有位軍隊高層領導拍桌站起，“當兵就打仗，農民就種地，亂跑怎么行？”

1987年的一號文件，已和農村改革無關，但并不意味著農村改革已經結束。

“2004、2005、2006年分別講了農民、農業、農村，建立起‘三農’工作的基本框架。”

陳錫文認為當下農村改革、鄉村振興工作中，得考慮最根本的問題，“不能損害老百姓利益，不能做得不償失、傷害民力的事”。

談起農村改革，80歲的中央黨校教授張虎林字字鏗鏘，激動之時，會拿起拐杖在地上戳了又戳。2018年8月6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張虎林說，過去40年，20個一號文件破解了“三農”工作面臨的諸多難題。

“一號文件”，是指中共中央每年下發的第一號文件，40年里，有20個一號文件與“三農”有關，勾勒出了一幅農村改革路線圖。

1982年到1986年，中央曾連續下發5個與農業有關的一號文件，建立了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機制。此后中斷18年，2004年開始，中央一號文件重新聚焦“三農”，迄今連續15年。

張虎林曾多次參與一號文件的調研和起草工作，在他看來，20個一號文件，既有“破”也有“立”，既肯定基層探索，也將其與頂層設計結合，試圖給農民更多權利，給農村更多支持，給農業更多反哺。

有局限的75號文件

北京西黃城根大街9號，歷經明清民國，閱世數百年計。20世紀80年代，因原國家農委、原中央農研室先后在此辦公，9號院被認為是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部”，著名的5個一號文件在此誕生。

首個一號文件誕生前，另一份中央文件也對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那就是1980年印發的75號文件，肯定了包產到戶是一種為解決溫飽問題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有進步，但75號文件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只規定“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沒有完全解決包產到戶的“合法性”問題。

實際情況是，群眾很快就突破了這個規定，包產到戶迅速蔓延。很多農民開始擔心，過去農村政策多變，75號文件對包產到戶的肯定會不會又是一個權宜之計？

1981年8月，9號院的“掌門人”、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奉命領銜再起草一份文件。

這一年，后任國研中心農村部副部長的謝揚大學還沒畢業，便跟隨著9號院的研究員們去了安徽滁縣（現為滁州），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做調研，參與到了文件起草的前期工作中。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