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的共犯：東大教授的近代日本反思

倒幕時期的薩摩藩武士（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9月13日《南方周末》）

因為中學生女兒對歷史的發問，東京大學的歷史學家小島毅教授特地為其撰寫了兩冊史話，這就是《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與《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下簡稱《近現代史》，中譯本書名直接以序號表示，原書名上的歷史分期未體現出來）。書中除了通俗易懂的史事描述外，亦有家常式的閑話評說，一下子讓史學這一略帶沉悶與冷感的學科平易近人起來。不過此書文字表達雖然“通俗”（淺近），內容卻絲毫不減少其學術的謹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所持的視角——側重從歷史的整體性與個體性之間的關系來反思本國歷史——可謂這兩本書最為獨特之處。具體來說，一是，“延續性”的史觀，即將日本史放在延續的時空中來觀照；二是，強調一個國民的“常民”身份，即普通民眾在事件的場域中是否應承擔責任。下面就以《近現代史》部分為例，略做說明。

延續性的責任

歷史學者往往將發生過的歷史，根據某個標準進行區隔（分期），但史實層面的“歷史”，又何以能區隔呢？所以，多長一段時間可以作為一個斷代的起訖點，分析者的問題關切帶有很強的指向性。

就日本近代而言，軍部力量的崛起和膨脹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與此相關的軍事行動自然也被視為批判的對象。不過，小島的觀點則更進了一步。他將近代的時間段集中在禁門之變（1864）到二戰戰?。?945）的八十年。其中，禁門之變雖然是長州藩與幕府之間的軍事行為，但引發了之后的首次長州征討與薩長同盟等政治變動，對倒幕和維新影響深遠，故而可謂近代之肇端。歷來的觀點多是將前四十年（禁門之變到日俄開戰）視為國家的正確行為，即出于國家發展需要的自衛戰爭，而后四十年（從簽訂《樸茨茅斯條約》到簽訂《波茨坦公約》）則被視為一種脫軌，是侵略戰爭。對此，小島并不以為然。他認為，“那八十年應該被視為一貫而持續的行為。”因為，在這八十年中，不僅有日俄戰爭也有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在何處可以劃出一條界線來說明戰爭從所謂的“被認可”轉為歧途的侵略呢？只要有戰爭，屠戮就會發生。小島雖然相信在歷史發展的“延長線上，應該存在著走到某一點時，可以改變方向，轉到另外一條線上的